虽然郑国泰嘤嘤抽泣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楚楚可怜，但是朱翊钧却并不认为他软弱，晚明的外戚既不可能直接指挥地方官，也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除了向皇帝本人讨圣旨，郑国泰可谓是别无他法。
但若是郑国泰像宋朝以前的外戚那样切实掌握掌握政治权力呢，那不用说，他绝对会来一个“先斩后奏”，先用官军杀上一批闹事的漕工，再指挥锦衣卫和东厂逮捕一群可疑分子，最后彻底将维权者统统定性成“反贼”，让皇帝不得不下旨处死生乱漕工。
对于这一点，朱翊钧可谓是相当肯定，郑国泰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动情，并非是因为他不敢杀人，而是因为他没有杀人的权力，如果郑国泰可以杀人，手起刀落来说不定连张鲸都比不上。
而现在郑国泰没有这份权力，于是他只能步步试探，小心谨慎地用模棱两可的话语给朱翊钧设下圈套。
思及至此，朱翊钧不由就在心底叹息了，难怪万历皇帝有人格缺陷，一个生来就拥有杀人权力的人长期被一群具有各色杀人动机的人所包围，就算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恐怕也难以健康成长。
“就算想查，也得有个调查的方向嘛。”
朱翊钧很冷静地回道，
“朕瞧着那些漕工大多都是良民，你想往哪儿查？你想怎么查？”
郑国泰低头拭泪，那样子仿佛朱翊钧是一个恶婆婆，而他是一个备受磋磨的小媳妇，
“臣以为，皇上理应下旨逮捕漕帮首领，着命东厂从严审问，令其供出幕后主使。”
朱翊钧一听就笑了，
“抓人总得有证据罢。”
皇帝交握的双手拇指在虎口处细细地摩挲着，
“谁作证呢？不会是那个晋商范明罢？”
郑国泰见皇帝的态度暧昧不明，立刻回转道，
“或者先在南京埋伏重兵，命东厂与锦衣卫在暗中查勘，待事发之时一网打尽，到时人证物证俱在，料那幕后之人也无从抵赖。”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假设朕是闹事漕工，朕就绝不会供出真正的幕后主使之人，这笔账是很好算的，倘或被捕漕工咬死是为争取投票而生乱，那就是迎合圣意，说不定朕看了三法司递上来的供状，心肠一软，反倒能赦其无罪。”
“而若是他们承认此事是有别有用心之人在幕后刻意操纵所致，那就是板上钉钉的谋朝篡位，聚众起事，是毫无疑问的‘理应当斩’，这种情形之下，就算锦衣卫和东厂把百万漕工都抓到北镇抚司里去了，也根本不会有人承认此事背后另有蹊跷。”
“至于漕帮首领，那就更加不会如实招供了，假设当真有人在幕后操纵，此人既然能联通漕帮头目，定然不止以利相诱，若是与漕运利益关联之人，漕帮头目怎么会轻易归罪于他呢？他们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算严刑拷打，最终也不过是随意寻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朕罢了。”
“朕还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吗？弄来弄去就总是这一套，朕想推广投票，他们不愿意，又怕朕生气不敢直接说出来，就在暗地里搞那么一些小动作，把原本能协商解决的小事迅速激化成疑似谋反的大事。”
“接着就非要朕下令平乱，朕一下旨，他们就到底下去抓一批人，让朕杀几个‘首恶’出气，然后呢，朕前脚刚杀完人，他们后脚就开始‘苦谏’，说这票选如何害民，如何授人以柄，如何致使民间动荡不安。”
“总之就是想方设法地教朕‘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朕杀了人出了气了，他们废除票选的目的也达成了，就算朕能坚持着咬牙不从，那短时间内也难以再将票选推广到其他领域了，这么一拖二闹得过上几年，票选就彻底沦为形式了，对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威胁作用了。”
“这一套在张居正秉政的那几年朕瞧得可多了，就说改革驿站那事儿罢，原本张居正只是想规范勘合，避免公器私用，结果政策一下，这边一个勋贵，那边一个皇亲的，凡是沾亲带故的都想法子跟朕要特权，最后连衍圣公家的人都被搬出来了，果不其然，这没过几年，驿站就又恢复成老样子了。”
“所以说他们这一套骗不到朕，也就吓吓你们，利用你们怕被朕当成弃子的心态来让你们这些能亲近朕的人反过来劝朕下旨杀老百姓，朕要是真上了这些人的当，那才是甚么事儿都干不成呢。”
朱翊钧认认真真地分析了一番利弊，他想他替郑国泰把计划讲明了，郑国泰就不用再看上去那么可怜了。
朱翊钧其实挺不喜欢看一个强大有能力的人在自己面前反复示弱的，他认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潜藏着一种以上欺下的混账逻辑，仿佛地位低微的卑弱之人就理应痴傻愚钝，但凡显得伶俐聪慧一些就超出了他们的命运，活该换来高高在上的强者对他们变本加厉的精神虐待。
而朱翊钧是多么善良的一个人，他哪里能狠下心去对弱势者进行精神上的镇压掠夺，他宁愿与人平等相处，明明白白地将后续算计都说给他们听，将他们背地里的一切阴暗的灵醒都清清楚楚地说给他们听。
他知道晚明的皇帝时常就陷在这样的困境里，虽然能唯吾独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若不将底下人的利益考虑在内，最终的结局总是一事无成，被阳奉阴违也无从得知，因此朱翊钧决心不犯这样的错误，既然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妨就以聪明人对聪明人的态度商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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