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改革，都是烧钱的玩艺。可这时候民生凋闭、百业待兴，奉天军政|府从哪里找钱呢？好不容易还掉了因增兵十营所借的日本贷款，财政收入已勉强够日常开支了。二十八师的冯德麟不允许卫队旅占用奉天的财政，张汉卿也说下大话要“自负盈亏”，现在是见真章的时候了。
近万人的队伍要吃饭，要拿饷，要穿衣，没钱不行。喂猪养鸡搞副业可以解决得了温饱，却不是建立这支军队的本意。跟日本人争雄，老靠着投机取巧也不行，那是真功夫，靠实力的。连朱元璋都知道“高筑墙、广积粮”的道理，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经济实力是第一位的。一句话，在热兵器时代，打仗烧的不是油，而是钱。
在张汉卿的思想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实力及地位的上升。道理很简单：晚清时中国GDP世界第一，照样屡战屡败割地赔款！
正史上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也与毛爷爷“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敌人”的军事战略的思想一脉相承。
凭心而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利于统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要农民有地种，能够过上自足的生活，朝代的更替几乎便成为不可能。从中学到硕士一直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张汉卿，在回到过去后，更能深深地理解“农业求稳定，工业为发展，商业得富裕”的含义。
中国太穷了。当中国农民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为一丝口粮而奋斗时，在美国，此时已普及了收音机，还有世界最大的汽车保有量、世界最大的拖拉机使用量。无论是电子工业的代表，还是机械工业的支柱，美国都甩开中国一大截。
中国的可耕面积太少了，或者说中国农民能用的土地太少了，因为垄断和土地兼并。
民国初年，东北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往往是一个屯子的田地由一家或几个大点的地主占据。失地的农民或为长工，接受雇主的剥削，或有机会入城，成为工厂工人，部分干脆入山为匪，做些无本买卖。而一旦事有不协，则复回家务农或直接由匪变兵，而后周而复始。这也是民国时期东北匪患盛行，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些土匪呢？张汉卿自然想到了后世执政|党的作法：分土地，打土豪！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历史也一再证明。想想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分粮分田”为诱惑的就可知道，那一点土地，在中国百姓心中，拥有多高的地位！
事实上只要有口饭吃，有多少人真心愿意做土匪？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构成了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执政基础。地主们无休止地压榨长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一些会醉生梦死再挥霍一空，除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外，对国家的进步贡献极少。前苏联成立之初是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获得经济的控制权，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但是张汉卿不可能使用强行的办法没收土地，这样做会使他和他的父亲的政|府立即陷入混乱的境地，没有一个得力的政|党和相应受教育的人力根基以完成斗大户这种大刀阔斧的动作----斗倒了怎么办？谁来治理？
但是奉天军政|府也没有能力像后世苏联一样赎买这些田地再分给无地农民。他们拥有的，只是枪杆子！张汉卿自然而然地想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是啊，有了这东西，怎么做不还是政|府说了算！
政|府不能靠吃大户强行分地而把地主们得罪光了----一些较开明的地主是东北的财富，他们很多人当初因贫穷而携家带口闯关东，靠血汗和智慧挣得来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家业，东北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这样的人才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挥其潜在的才能。政|府应该是引导而不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搞大锅饭，这样其实是一种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是新的不公平。
像后世“吃大户”一般，可以吸纳一大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加入，会在短期内取得所谓革命的成功，但是其后遗症却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发觉它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大规模的修改，何苦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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