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决战不错，打掉瓦刺主力之后再北进，是上上之选。可于谦讲的也没有错，大同、宣府无论是农田，还是工坊，那是几千万两银子的价值，不可能为这一场战争而放弃，所以只能将决战之地再往外放。
于谦没有细说，因为战况不可能由着大明决定。
不过也算是选出了几个可能决战的地点，比如河套、三大受降城、亦集乃都是好地方。
武英殿内的会议开了一天，大殿之外的臣子也等了一天，结论肯定是出来的，中军主帅于谦，监军白名鹤。左军、右军副帅，前锋，后勤等主将的名单也列了出来，可以说大明这一次绝对是精锐尽出。
就连原本在云南这么远地方的优秀中层武官都调来了几十人。
象是河南、山东等几省，可以说将军一级几乎被抽空，大明这一战绝对是决定国运的一战，倾其所有！
第二次祭天问卜的日子也定下了，同样在承天门外，而且这次允许万民围观。
这一天，整个京城万人空巷，承天门外广场上人头攒动。不用大明军队维持，这里都是以大约一百人为一个方阵，然后与另一个方阵有一步的间隙。大明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防范踩踏事件的意识了。
这一天，注定是载入史册的。
这一天，承天门外震惊了整个大明天下。
两位穿着皇袍的人，长像也极相识，皇袍更是一模一样。一人从左，一人从右，双双登上了祭天高台。
蒙了，不止是百姓蒙了，就是大明百官也蒙了。
一位是大明太上皇朱祁镇，一位自然就是当今万岁朱祁钰。兄弟两人对视了一眼，这一眼包含着太多的内容。在出来之前，朱祁钰见到了自己的皇兄，原本只是问策，可因为朱祁镇的一句话让他下决心带皇兄一起走了出来。
兄弟两人在太庙跪了一夜，别说是交谈的内容，就是朱祁镇离开南宫的事情整个大明不超过五个人知道，就是白名鹤都不知道。
朱祁镇当时对朱祁钰说：土木堡之变损失最大的不是军队，不是钱财，不是土地。而是平衡，原本大明皇权、武勋贵、文官集团保持着一种三足之势，可土木堡之变后，却变成了皇权与文官之前的交锋。
这样的变化是非常危险的，一但之后的子孙出现一个废物，那么就会国之不国。
眼下北征就是一个机会，而白名鹤这种疯狂的对外夸张的心思更是一种动力，让大明重新回到三足之势，这样才稳定，皇权一家独大不可能，秦始皇就是例子。文臣独大更可怕，想了想大宋。
而武官独大的话，看看强汉最后的乱战到三国。
平衡才是皇道。
朱祁镇离开皇宫了，在太庙自己的父亲灵位前主动立下誓言，自己的余生只会为大明付出，不争权，不争位。当场朱祁钰也立下誓言，三年之内自己无子，重立朱见深为太子，三年之约，在朱祁镇知道朱祁钰的身体已经受到毒害之后，这三年确实是诚意十足。
两位皇帝同时出现在高台之上。
自古国无二主，天无二日，这两位年龄相近，一位是皇兄，一位是弟弟。一位是太上皇，一位是当今万岁。他们同时出现在祭天台上，这个举动让人无法理解。
“朕既不德！朕愧对万民，亦愧对列祖列宗！”朱祁镇一开口更是震惊了天下。
一份长达万字的罪已诏，细述了朱祁镇土木堡之变的错误。
华夏大地最早的一份罪已诏是汉文帝所书，开头第一句就是：朕既不德……。
历史上华夏自第一位皇帝开始，二千多年来，有罪已诏皇帝无数，一般而言罪已诏多出现在三种情况下，第一种君臣错位的时候，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用人不善，后此人获罪又免了死罪。
之后李世民虽然没有公开，但还是召见了重臣下了一份罪已诏。承认自己有三大过错：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而第二种罪已诏的却是多于天灾，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全部是由皇帝来承担的。
所以皇帝下罪已诏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在说：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
第三种就是无奈形的，属于巨大的政治危难之时。
比如在唐代唐德宗，几个节度使选择，连长安都失守了，他自然是痛定思痛写了下了《罪已大赦诏》。还有象明代崇祯皇帝，也写过类似的。不过却也在其中大骂官场腐败之类，可以说把自己心中的不满也写进去了。
眼下大明虽然有了土木堡之变这样的大耻辱，可国本没伤，大明国力亦在。
这样的罪已诏可以划归第一类，但也不同于第一类。一个皇帝主动承认自己的大过失，愿意在北征之时在太庙静思，每日只需要早中晚各一块块饼以及清水度日。一来是对自己的过失诚心悔过，另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大明的列祖列宗保佑出征将士。
当着无数人的面，朱祁镇脱去了皇袍，去冠，然后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迈步走下祭天台。往太庙去了。
承天门前，跪伏着数万百姓，满朝文武，许多老臣子泪流满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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