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只看到驿站传舍三千年来亏钱的事实，却不能想象未来时代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辉煌。随着道路情况的改善，新型交通工具的诞生，人民对流动的向往，亏损个五十年，以后也会成倍数地赚回来。
“你有这等公心是好的，”崇祯点了点头，“等日后就知道当家的苦了。后面呢，还有什么？”
朱慈烺笑了笑，继续道：“接着就是户部这个大头了。”
户部从隋代设立三省六部开始就是大部。非但职权重，人数更多。如今国朝户部之下分了各省命名的十三司清吏司。此外尚有照磨所、广积库、内、外承运库、军储仓等职司，因此又分为民、度、金、仓四科。
户部同时还要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尤其是在课税、茶叶贸易以及婚姻人口方面。做为明朝控制青藏重要国策之一的茶马交易，也是户部所管理的重要职司。为了禁止私人贩茶，朝廷任命了巡茶御史，还设立了茶马司、茶课司以及批验所等衙门。户部外派的茶马司驻于西宁、河州、洮州、甘州（此三地在今甘肃）、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都归属户部管理。
朝廷与外族交往中的赏赐与贡品，也皆由户部会同礼部办理。
这样一个部门由一个人管理，难免精力不济。尤其很少有人具有统管全局的通才，不可能既精通财务，有深谙民政。
朱慈烺在大致概括了户部的职能之后，总结道：“故儿臣想将户部职能一分为五。”
“其一为百姓户籍统计，掌管国家黄册制定，恩抚万民，泽披百姓，使男有分，女有归，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这是儒家对大同之世的期盼，也是明朝厉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崇祯听了自然满意，连连颌首。
“其二为国土田政，管辖天下鱼鳞册，监管国库、粮仓出纳之事，为古之治粟、司农之官。儿臣以为，可立为司农寺。”
“日后户书大司农之别称，便不能再用了。”崇祯会心一笑，颇有些恶作剧得逞的味道，让朱慈烺下意识觉得这年轻人实在欠缺厚重。
“市舶总署负责各省市舶司海贸税收，也可以算是从户部里分出来的。另设国税总署，统收全国农、工、商税；再设工商总署，制定典册，凡是百两买卖以上人家，必须注册在案，备纳工商税。”
朱慈烺一口气说完，崇祯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良久方才道：“朕知道皇太子有心振奋，各方用钱，但如此一来，岂非与民争利？神庙之前车，不可不鉴。”
神宗万历帝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昏君的行列，仿佛在他治国时民间疾苦、遍地饿殍。然而实际上他却打了三场足以影响帝国命运的大仗——无论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可以说，
如果没有神宗，就不会有朝鲜，日本早在丰臣秀吉手里就有了大陆跳板。
如果没有神宗，哱拜在宁夏叛乱势必不可收拾，西北边疆再无安宁之日，甚至独立一国。
如果没有神宗，播州之乱只会继续扩，非但四川、贵州不保，甚至连云南、广西都可能脱离版图。
这样三场大战拼的都是国力，是京营与边军合力打出来的战果。都说神宗敛财纳入内帑，然而人们却忽视了一点：只要京营出动，军饷势必从内帑支出。神宗的确不大方，但这是祖宗规制，他尚未吝啬到罔顾祖宗成法的地步。
内帑花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紫禁城下又没有金矿，这钱从哪里来？
当然只有派出税监、矿监四下收税。
太祖高皇帝立国时就将国税和矿税定得极低，低到了后世皇帝收税不足以抵消成本的程度。派人收税花的钱竟然低于税收收入，那就只有关闭国营矿场、铁厂。而世人都知道开矿是暴富之路，所以这些矿产就由公营转向民营，开始了大明私有化进程。
这个进程在万历年间基本已经完成了。
换言之，大明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瓜分完了。
万历皇帝的想法也很简单：东西被你们占了，朕也就罢了，但你们总得纳税吧？找文官收税么？
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位两袖清风的漕运总督名叫李三才，专门就皇帝与民争利、剥削民脂民膏写过一封奏疏。当年海瑞骂嘉靖帝，还有所遮掩；而李三才的这份奏疏却是近乎指着鼻子骂街了。
当然，李三才的确两袖清风，身为东林巨子，在阉党《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托塔天王”，其名下资产只有四百七十万两。
四百七十万两的概念是什么？
是天启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在崇祯没有加派之前，每年连四百万两都未必能收得到。而即便有魏忠贤替天启敛财，天启帝的内帑也没有超过七十万两的时候。崇祯帝在即位初期还有几十万两内帑可用，但在杨嗣昌的“十面张网”之后，最穷的时候只有七万两，连宫中的金银器都砸了换钱充饷。
多乎哉？不多矣！
这种事并非后世人才知道的秘辛，在当时李三才“性不能持廉”就已经为人所知。只是李三才顶住了税、矿监，结好了大批大商人，有人替他扬名。又与东林三巨头相交莫逆，而他的政敌都被列入“阉党”名册，自然就成了天下闻名的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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