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苏联大使馆的邀请以汪先生的身份他可没心情为一个年轻的大使捧场，何况他一直是积极反共的，孙中山在时他就*****加入国民党，宁汉合流时他也是手舞屠刀杀人无数的，更不肯参加蒋介石一路提拔委以重任，杀死日本军人十几万的共产党将领的欢迎酒会。
可他足智多谋、果敢泼辣的老婆陈璧君却说出走日本只有一次机会，必须争取万无一失。行动之前一定要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最近一段要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主动深入建设基地、筑路现场、难民集中安置点视察抚慰，频繁以爱国爱民、坚决抗日的形象示人，以免引起暗中监视的军统的注意和警觉。
而陈公博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不像周佛海、陈璧君那么偏执狂热，对出走行动颇多顾虑，傻子都知道过去了就是当汉奸了。所以他很想借机见见共产党里的后起之秀，从抗日名将嘴里了解一些前线战场的真实信息、北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情况、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情况，从而为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制定符合实际的运行策略，保住光荣的历史。
几人联袂而至，被迎进客厅随意用餐，几人都是留过英法美见过大世面的、也不是缺吃少喝的共产党干部，对餐架上种类不多、品相一般的食物不屑一顾，也耻于跟先到的土得掉渣、俗不可耐的川籍名绅富商、军官学者搭讪各自取了饮品找个安静地方坐下闲谈。
在国民党阵营里汪精卫地位崇高，是孙先生遗嘱起草人，北伐胜利前更是名义上的党、军最高领导人，可惜没有什么明确主张、不掌握一兵一卒、性格懦弱的文人政客挡了志向远大、不择手段统一中国的蒋先生的路，十来年里几番较量大秀才败给兵只得屈居次席。
包括冯玉祥、阎锡山在内的军阀出身的老军人们并不待见他这个缺乏阳刚气质、坚韧性格、随和态度的无用文人，看见他进来也懒得起身寒暄，自顾自地和陈海松聊天。汪精卫对此见的多了也不在意，他也没有兴趣和这些粗鄙无知的老行伍们虚伪应酬。
谁知不远处的陈海松和老将们聊的都是高深的治国之道、站在一个革命者的立场上他还是被深深吸引，赋闲的日子里他身边聚集的文人政客大都是在分析日本国力、军力的优势，痛斥蒋先生领导下的国家如何虚弱残破、军队装备之低劣、训练之荒疏、体质之羸弱，哀叹西方各国之狭隘、苏俄之阴险，总之中国是没救了，根本无法抵抗住日本的进攻。
在他们看来唯一可以救中国的就是通过和平谈判争取尽快停战，免除两国的经济破坏、军队的无谓牺牲、民众的流离失所，与日本携手共同建设亚洲的繁荣。却从没想过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改变被动的局面、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力在抗日救亡事业中做出贡献。
陈海松不仅在正面、敌后两个战场上阻止日军的进攻，还在大后方倡导经济建设、改良社会组织形式，企图短时间内缩小与日本的差距，在军事上最终打败日本，这样的做法完全有别于国民党内部只是空喊抗日没有具体政策、军队在前方拼命、地方上依然如故的状态。
现在又来重庆挖国民党的墙角、推行共产党的政策，让汪精卫不免心惊，听得出来这个共产党早就有了完整的计划、已经着手运作，推出的政策完全针对国民党身上的重重痼疾，如此运作下去中国各地方都会迅速发展起来，国家实力、军队装备肯定会得到加强。
这种让他耳目一新的观点吸引了他，让他摇摆不定的心态发生了更大的摇摆，能胜利何必出走，日本人的苛刻条件就是要让自己卖国呀！当听到陈海松说西南建设很有可能夭折在胡作为、贪腐上时，身为后方建设副主任的汪精卫颇有同感，不由自主地开口发问。
陈海松对面前这个55岁的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名声显赫也曾经声名狼藉的老者很是怜悯，本应是有所作为、安享富贵的革命领导人即将滑入背叛祖国的深渊，而他自己竟认为这是舍身救国的高尚行为，是对蒋介石集团发起愚蠢抵抗引起两国全面对抗的勇敢修正。
他无法融入国民党新军阀的阵营，又得不到党内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为代表的左派、居正、吴稚晖、张静江为代表的右派的支持，孤立无助政治声望下降影响力有限，加上他身边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等野心家出于个人目的积极推动，他已经骑虎难下。
据军情局上海、香港潜伏组报告，高宗武在香港、梅思平、董道宁、褚民谊在上海频繁与专程赶来的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等日本方面代表会晤，签订了数个密约，计划在南京建立反蒋反共的国民政府。
梅思平往返于重庆汪精卫上清寺公馆、香港、上海传递消息、请示行止，日本军部似乎也从强力进攻的立场上有所转变，放弃了不少过去的强硬要求颇有中日亲善的诚意，希望通过汪精卫的叛离引发中国政府的大震动，破坏中国的备战为新一轮的战略进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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