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自己的儿子被杀害，难怪那么紧张那么激动，非要亲自介入行动。
死者的死因报告完成了没有？局长突然将重点放在我身上，吓得我赶紧站了起来，慌里慌张地报告着。
“死者的身上只有一处枪伤，位于脑门的位置，从子弹的撕裂角度来看，行凶者是近距离射击的，换言之他当时距离死者的位置是非常的接近，由于近距离枪击会造成短范围内喷出大量血液，所以我相信行凶者的衣服上会沾有死者的血迹，除此之外，死者的身上还有其他的淤痕，但并不是最近造成的，相信是童年时代遭遇毒打所留下的痕迹……
局长手中记录的笔停了下来，纸张被撕裂。
整个会议突然死一般寂静，局长发话：“继续吧。”
“除了小时候的伤痕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伤痕，除了一个致命的枪伤之外，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死者与行凶者之间存在的仇恨其实不大，行凶者或许只是想示威而已。”
我坐了下去，田青重新站起来，报告着：
“我调查过三名遇害的警员，发现他们的私生活很正常，平时热爱运动，偶尔会去射击场练习射击的水平，晚上就会去酒吧消费，休闲娱乐；他们的财务情况正常，没有欠债；社交方面正常，没有与别人结怨，复仇枪杀的概率不高；唯一的区别在于，只有李文俊是离异家庭，其余的很正常，报告完毕。”
局长痛苦地撑着额头，轮到科技组报告。
“我们翻查过受害者的通话记录以及上网记录，发现他们在遇害之前所打的几个电话，全是打回警局，或者是打给自己的家人，表面看起来就毫无异象；不过我们从李文俊的通话记录中得知，他在临死之前打出一个陌生的号码，其通话内容我们不清楚，但随着电波的起伏节奏来看，他当时应该是在通话中跟别人吵架，波动的频率越高，他们争吵的凶狠程度就越厉害……”
局长很不耐烦地终止他的报告：“够了！够了！下一个吧。”
田青重新站起来，鞠躬着：“抱歉啊，局长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补充。”
“根据对三名受害者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们三个在遇害之前，都曾经约了一群同样是警察的好朋友去射击场练习射击水平，我们查过了，第一名受害者原本打算下班以后再去的；第二名受害者则在地铁站附近约了朋友，然后再一起去；但是到了第三名受害者的时候，他似乎失约了，根据他朋友的口供，他在坐地铁的时候，就已经打电话推掉了预约，声称有其他的事情要办，临时取消练习射击的聚会，就是这样，第三名受害者也出事了。”
由于射击场是他们的集中地，所以我绝对有理由怀疑，行凶者很有可能在附近出没，或者曾经跟踪本案的受害者。
此时此刻，局长的脸色已经十分凝重，他站起来，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
会议就此结束，刘副局长临走之前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
我离开政府大楼，返回实验室，发现门锁已经被打开，除了我一个人有钥匙以外，不应该还有其他人，除非……我一阵激灵，推开门跑进去，发现元应子在翻查着所有的文案记录，对于他的出现，我个人有点惊讶，他看到我，有点腼腆地放下手中的文案记录，我像审问犯人那样：“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出现？为什么你会有钥匙？”
他解释道：“钥匙是我向钟警官要的，因为我想帮忙……”
“行了行了。”我粗暴地喝断他，不知为何，他也没有做错事，但我对于他的出现就是很不耐烦。
“许医生，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他好奇地问我。
“政府化验所那边急着要死者脑内残留的子弹样本，我现在要剖开他的大脑侧边，取出子弹，你要帮忙。”
“是的。”他放下手中所有的东西，一副随时准备的状态。
我递给他一双手套，他下意识地戴上去，我吩咐道：“首先用手术刀割开右侧脑门，在软组织上切开一个口。”
“要我动手吗？”他问我。
我点了点头，默默地说：“有时候作为法医的助手，剖开尸体，取出证物也是他的职责范围。”
“嗯。”他简单地应答着，接着便双手颤抖地下手了，很显然，他目前是非常的紧张。
“右侧脑门被切开，接着如何？”他问我。
我把透视仪器推过来，将显示镜的感应器递给他：“把这个放到脑里面，这个可以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该子弹卡在颅骨的具体位置，不过在取子弹的过程中你要小心，任何一个粗暴的动作都有可能触碰到死者的脑神经组织，这样很容易破坏死者的大脑。”
他虽然照做了，但嘴里还在嘟囔：“他明明已经死了……”
我严肃地说：“就算是一副失去生命的尸体，我们也要尊重他们。”说罢，我观察着透视仪器的屏幕，皱着眉头说：“子弹你看到了没有？就卡在眶上孔的位置。”
他回答着：“看到了，但是我们要从蝶骨的位置开始挖？”
我摇了摇头：“位置太远，根本挖不到；眶上孔距离视神经管的位置最近，我们就从视神经管开始下手。”
“你的意思是？”他有点惊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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