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四年正月，春，己卯，赦天下。
由于汉灵帝实施收税政策，大量税收被用于治理地方，相比于原本千疮百孔，到处都有叛乱的历史，去年和今年的情况好了很多。
比如去年荆州江夏叛乱、武陵蛮叛乱，都没有出现。甚至连中平三年十二月份，应该有的鲜卑入侵都没发生。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江夏和武陵蛮叛乱的来源，便是历史上汉灵帝收每亩10钱田税。
也许有人奇怪，历史上汉灵帝每亩收10钱，闹得天下到处都叛乱。现在每亩收100钱，为什么反倒叛乱少了呢？
原因很简单。
历史上汉灵帝每亩收10钱田税，那可是没有减免其它赋税的。
原本就苛捐杂税无数，再每亩田地收10钱，那就是继续在给人民增加负担，自然造成官逼民反。
现在呢？
虽然变成每亩收100钱，但别的苛捐杂税没了，交的税就少了大半。
如此一来，百姓减少负担，自然不愿意继续造反。
汉民族的坚韧就在于此。
只要层层盘剥下，依旧能有条活路可走，那么就算过得再苦，也只会咬着牙坚持下去。
至于鲜卑入侵，还得归功于公孙瓒。
塞北苦寒，游牧民族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一到冬天下雪，冻死的牛羊无数。
往年中原地区商人根本不会在秋天的时候来购买牛羊。
因为这个时候牛羊养一个夏天的膘，正是肥壮，也是正是价格最高的时候。
而到了冬天，牛羊就会不值钱。
商人逐利，自然会选择冬天价格最低的时候来买，造成游牧民族入不敷出，不得不选择南下劫掠。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牛羊到冬天就不值钱了呢？
因为草原一旦下雪，牛羊就没有吃的，就会冻死或者饿死，成批成批的牲畜死掉。
牛羊肉死后只能在冰雪里保存14天，太久就会腐烂发臭，无法保证鲜卑人渡过寒冬，只能选择忍痛卖掉。
可这个时候市场已经变成买方市场，你要是价格太高，商人根本不会选择与你交易，多的是人想低价把自家的牛羊出售，导致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不值钱。
而由于冬天把牛羊低价处理了，还是无法维持过高的过冬成本，边关游牧民族就不得不南下中原，抢夺财产、盐、铁、粮食等。
事实上不仅汉朝的匈奴鲜卑是这样，包括晋朝的五胡，隋唐的突厥，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明朝的鞑靼、蒙古、满人都是如此。
君不见明末与女真做生意，将野猪皮养起来的八大皇商哪个不是资产数十亿，哪个不是富可敌国？
只是乍听上去，似乎游牧民族也很可怜，并不是他们喜欢战争，而是没有办法。
一切的原因都是无良奸商的错，是他们把草原民族逼得来劫掠，害苦了边关无数百姓。
但事实上还真不能怪商人。
一来商人逐利是天性，低买高卖，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二来商人买卖货物也要成本。
汉朝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想把活牛羊从边关运到中原内地，不谈沿途各种风险，各种盘剥，单说一路上人吃马嚼，牲畜和运输成本就极大，商人总不能做亏本生意。
要知道每年都有无数商人被山匪路霸杀死，甚至还有草原民族杀鸡取卵，抢夺他们的货物，所以商人们同样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赚取这份暴利。
正所谓只见到贼吃肉，没见到贼挨打。
就好像张世平和苏双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继续做自己的马匹生意，而是选择投资刘备，往内陆发展是一个道理。
在边关做生意，稍不留神，就是灭顶之灾，即便做商人，也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只是如此低买高卖，确实让游牧民族难以承受，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关时常被入侵的事实。
所以严格来说，草原民族没有错，他们要生存。
商人也没有错，他们也要生存。
边关百姓更加没有错，因为他们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却遭受无妄之灾。
错的只是这个世界的生产力、运输能力以及科技水平不够，无法让每一个人吃饱饭而已。
不过去年原本应该入侵的鲜卑，却因为粮食充足，没有入关的意图。
究其原因，就在于公孙瓒的生意做得不错。
公孙瓒前年春天从陈暮那里得到了蒸馏酒配方，就用全部身家收购粮食，酿造烈酒。
烈酒造好了，得急于便现，不然砸在手里就是货物，卖出去才能变成钱。
于是他赶紧找到一些大商人，将手中的存酒全部卖了出去。
由于是春夏时节，酒在游牧民族手里不太吃香。
毕竟游牧民族爱喝酒，是因为他们要到冬天御寒，夏天北方很热，并不需要烈酒。
所以这批酒其实没法卖给北方鲜卑和乌恒人。
眼看这批酒要砸在手里，好在公孙瓒还有其它销路。
游牧民族不要，中原地区的有钱人家要，毕竟对于汉人来说，酒是四季常用饮品，需求比游牧民族高得多。
手里有了钱之后，公孙瓒也不能着眼于制造蒸馏酒，这玩意儿太费粮食，会导致粮价越来越高，让酿酒的成本越来越大。
正常来说，公孙瓒肯定不明白这些经济学道理。
但架不住有个经济学大拿陈暮帮忙出主意。
因此在陈暮的建议下，他开始夏秋时节，高价从草原买入活的牛羊，再通过张世平与苏双的渠道，由青州和公孙瓒派兵保护卖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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