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图接到沮授的书信，当即大怒，在回信中说道：“让我放弃平皋城是主公的意思，他要我择机后撤，并没有要求我在主力大军渡河北上后再撤，你无权指责我，更没有理由指责我。现在北疆军突然渡河南下打破了你的既定计策，让你很被动，你想推卸责任，就把矛盾指向了我，这也未免期人太甚。”
郭图在黄河北岸的河阳城，距离洛阳城不过六十里，书信几个时辰就能送到。
沮授看完郭图的书信，勃然大怒。事关社稷命运，郭图竟敢如此儿戏？
沮授回书郭图说道：“河内是在谁的手上丢的？是谁被太史慈杀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当初如果不是我竭力为你求情，你早被主公丢进大牢了。立即给我进攻平皋城，否则我亲自赶到河阳，把你抓起来送进大牢。”
郭图气得暴跳如雷，当场把书信的竹简砸得四分五裂，骂骂咧咧的唠叨着：“无耻，当初正是你在主公面前力主要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郭图随即给袁绍写信，力陈固守河阳与温县对确保洛阳安危的重要，解释自己拒绝沮授的命令出兵攻打平皋城的理由，然后话锋一转，矛头直指沮授，历数沮授的过失和诸多罪责，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沮授利用袁绍的信任和给予的权力，大力在军政两方培植的冀州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袁绍的地位和权势。
这项指控切中了袁绍的要害，击中了袁绍的痛处。
袁绍当初之所以重用沮授，除了沮授本身的声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赶走韩馥后，需要这样一个人来稳定冀州的军队和士人。袁绍自己的根基在汝南、颖川一带，他要想在冀州迅速立足，必须要沮授、审配这样的人给他支撑大局。
沮授不负重望，帮助袁绍在很短的时间内稳定了冀州。当时袁绍的手下大部分都是冀州藉的文武大吏，他们和沮授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使得袁绍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沮授的势力飞速壮大，壮大到已经足够威胁他的地位了。
当时冀州的形势混乱不堪，公孙瓒、黄巾军、李翊先后杀进冀州，袁绍和沮授不得不携手抗敌，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到了洛阳后，袁绍重返自己的根基之地，实力骤然膨胀，但沮授的冀州势力无处不在，田丰、审配、韩琼、张南这些文武大吏个个都是袁绍的得力手下，袁绍少不了这些人，同时沮授的谨慎谦卑也让袁绍很放心，两人的亲密关系因此得以继续维持。
这段时间颖川、汝南两大派系的官吏对沮授的冀州派系不停的打击、中伤甚至陷害，但袁绍都以大局为重，极力维护沮授等冀州一系官吏的既得利益，并依旧予以信任和重用。
然而，当“以袁代汉”的谶纬之言和“五德始终说”传遍州郡的时候，当耿苞进书要袁绍代汉自立的时候，沮授和他的冀州势力成了巨大的阻碍。
冀州势力不仅仅在文官中占据绝对优势，在军中也是实力强劲，两者联合威力极大，这迫使袁绍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代汉自立的想法，把耿苞杀了以平息风波。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袁绍。他和沮授的关系渐渐不再亲密，冀州藉的大吏也渐渐被晾到一边，不再参予决策。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想把沮授和诸多冀州藉的文武大吏遣出洛阳，但还没等他动手，天下的形势就变了。冀州大战，迫使袁绍再次起用冀州藉的文武大吏，但同时也给了他削弱冀州势力一个绝好机会。韩琼、吕旷、吕翔、赵浮这些冀州武将先后死去，冀州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
冀州大战失败后，河北的势力更加强大，黄河以南的各方势力都感受到了这个巨大的威胁，纷纷利用河北恢复元气的时间图谋发展。袁绍看到冀州势力已经削弱，对自己的制约越来越小，而自己也不宜在这个关键时刻引起洛阳的动荡，随即打消了压制冀州势力的念头，继续重用沮授、张南这些大吏。
不久，随着时间的消逝，袁绍的这个念头不但再次出现，而且还让他有点急不可耐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以沮授为首的冀州势力和以许攸、郭图等为首的颖川势力、以袁微、袁忠为首的袁阀宗室势力之间互相倾轧，明争暗斗，从各类制度的修改到实施，从财赋征缴到使用，凡涉及军政的各个方面都成了大家博弈的战场。
博弈的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那就是大家都被扯进了爵位继承人这个危险的漩涡里，而由这个危险漩涡又引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袁绍要建立的大业到底是霸业还是王业？
若论霸业，袁绍现在已经基本实现，那么，下一步袁绍攻占中原，和河北隔河对峙后，是不是应该再进一步，建立自己强大的王业？至今还在各地传得沸沸扬扬的“以袁代汉”的谶纬之言和“五德始终说”，是不是到了其应验的时候？
在中原即将得手的时候，王业和霸业之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让袁绍再一次强烈意识到了阻碍自己前进的巨大障碍。
郭图的这份书信，袁绍看了又看，难以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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