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被围接近一个月了，因为事起仓猝城中并没有充足的物资准备，又有大量从各地逃来的官兵百姓涌入城中加上金富轼带来的军士和召集的义勇，导致西京，一时间人口暴增，物资供应不免陷入紧张，以致守城的士兵军粮都发生短缺，而那些流民更是终日难得一餐。
坐镇西京的金富轼此刻也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因为宋朝那么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众臣担心他守不住西京，朝中求和之声再起，让国主前往江华岛避难，遣使与金国和议，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王楷在劝说中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自己虽然没有离开开京，但将妃子、太子们转送的西华岛暂住，同时派人和兀术接触。
金富轼知道如果西京不守，开京必失，高丽又会重新沦为金的属国，继续被其压榨，而现在金军围城日久，且不知何时才能解围。他十分明白现在城中看似缺粮，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其实那些地方豪强家中都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想趁国难之机待价而沽，发国难财，因此造成粮食短缺。
金富轼曾考虑让西京的贵族豪强们献粮保证军饷供应，赈济灾民，但是却被他们联合起来拒绝了，前边说过西京作为高丽的陪都，其政治建制与京城几乎无异，地方上拥有很大的权力。每当京城贵族气焰高涨之际，高丽王室总是试图将重心转移到西京平壤、以消弭其政治的影响。
正是由于陪都制度的建制，平壤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常常与京城贵族针锋相对，金富轼作为京城势力的代表人物当然是他们潜在的敌人。他空降至此虽有圣旨，可西京的豪强贵族们并不买账，而是与他对着干，金富轼有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却被这些政治对手搞得焦头烂额，徒叹奈何！
西京中的另一股势力就是他金富轼的死敌，欲杀之而后快，别说见死不救，他们还想落井下石借此机会将他除掉，而这些人就是慈悲为怀，口中常念‘阿弥陀佛’的僧人们。可这些出家无家，本应是化外之人的特殊群体怎么就有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实力呢？说起来这和高丽的王室皇朝开国之主王建有着莫大的关系。
传说，曾有有一位高僧道诜对王建的父亲透露：王氏宅邸是风水宝地，将来必出圣人。这位和尚进一步建议，将来如果生育男孩，应该将他命名为“建”。王建的父亲对此深信不疑、一一照办，从此家运兴旺。附会之说不足采信，不过由此可知，王建有崇信佛教的家庭传统。
当王建君临一方之后，这种对神佛的敬畏之心不再只是个人信仰，他为祈求王氏宗庙社稷的安泰，任用僧侣为国师、积极支持各种佛教活动。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开始对国家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王室施舍土地与奴婢给寺社，上层僧侣得以过问国家政务。
由于佛教势力过于庞大，高丽王朝的文化由始至终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国家对佛教过分的推崇在后来终于显露其恶果，寺社卷入世俗的纷乱中，高级僧侣步入政坛。在某些场合，他们已经与权门豪族没有分别，经营高利贷、私养僧兵参与政治斗争也成了寺院僧侣的重要业务之一，而且与权贵们相互抗争。
高丽第十七代国王王楷宠信僧侣妙清，妙清的权势很大，有的说法认为这是他使用旁门左道趋炎附势的结果。当时，开京贵族李资谦势力坐大，对王室形成极大的威胁，不但拥有崇高的爵禄，并且有武将拓俊京是李资谦的坚强后盾。因为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资谦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甚至认为“十八子（李）为王”，企图废黜王楷自立。
王楷不甘坐以待毙，暗中与近臣密谋铲除李资谦，但是遭到拓俊京的武力镇压，王楷本人也被幽禁。但是不久王楷拉拢拓俊京清除了李资谦及其党羽，又借巡游西京之际，借助西京两班与僧侣之力又除去了拓俊京。仁州李氏没落后，以妙清、郑知常为首的西京两班一度得势，权力真空也令开京与西京两班的矛盾日益激化。
当时人们对开京贵族的所作所为极度不满，朝野的有识之士要求革新朝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妙清因应世俗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认为若要革新朝廷政治，必须彻底脱离开京权门的影响。因此，头等要务乃是将京城迁移到西京平壤。这是老生常谈，不过倒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但妙清迁都西京的提议却遭到开京两班的坚决反对，在金富轼力谏下，王楷最终打消了前往西京的想法，以其为代表的开京两班与以郑知常为代表的西京两班斗争也因此最终激化，妙清一党聚众叛乱，自称大为国，定年号为天开元年，并组织所谓“天遣忠义军”占领了西京与开京之间的要冲岊岭。
成为平叛军元帅的金富轼于出兵之前果断地诛杀了位于开京的西京两班郑知常、金安、白寿翰等人，于天福殿接受了王楷亲授的斧钺，取得平叛的专权。翌年在其主持下乱平，妙清等皆伏诛，西京佛门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再者金富轼虽然是个佛教徒，但他却认为用儒家思想管理国家要优于佛教，因此他总揽朝政后，对佛教进行了打压，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死仇，此时当然不会出手相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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