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举登陆五岛列岛后，日本四月的商业杂志《实业的日本》上，栗原悦藏海军少将写道：
“有些人喜欢采用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方法，本人反对这样的战术。我倒同意以我之骨取敌之骨的战术。每个日本人都能做到这点。它适合日本的民族性，也适合日本的国情。这个战术就是所说的特攻队战术。”
自太平洋之战以后，日本人一直试图对中华人使用“神风”战术，在福江岛保卫战中，这种战术成了保卫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自登陆以来，日本人对集聚在福江岛周围的数百艘中华军舰已发起五次大规模“神风”攻击，动用飞机一千五百多架。数百架飞机冲破密集的高射炮火力网，撞上目标爆炸，把近二十艘中华军舰送入海底，并把另外二十五艘撞得遍体鳞伤。
这个数字虽然可怕，却未能说明双方的惨重死亡及表现出的恐怖和英雄气概的真实情况。眼睁睁地看着一架飞机，不顾死活地向你的舰只撞来，驾驶员决心与你一起炸得粉身碎骨，这真是使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
为了配合牛岛从福江岛撤退，日本人于四月二十五日发起第七次“神风”攻击。在“神风”袭击前，一支敢死队乘坐五架轰炸机对福江岛中部的读谷机场进行攻击。四架双引擎飞机被击落，第五架擦地着陆。敢死队员从舱内爬出来散开，向停在那里的飞机扔手榴弹和燃烧弹，中华士兵眼巴巴地瞧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击毁七架飞机，打坏二十六架，烧掉储有七万加仑汽油的油库。袭击者自己也被打死。
在海面上空，“神风”飞机已朝运输舰停泊处飞来。在接着的十二小时中，一百七十六架“特攻”飞机闯进目标，撞沉一艘登陆舰和一艘驱逐护卫舰，还有四艘因重创不得不凿沉、废弃或退出现役。
日本飞行员的疯狂行为使中华士兵个个怒火中烧，但“这种与哲学如此不同的行为，好象是被施了催眠术似地着了迷”，有评论说，“随着一—架架‘神风’冲将下来，我们一个个魂飞魄散，好象在目击某种惨象时那样。顷刻间，我们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是受害者，而是不由自主地猜测从高空飞来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这种可怕的病态的着迷现象产生了种种说法和谣传：“神风”飞行员参加战斗时象僧侣那样身穿长袍戴着头巾，他们吃过兴奋剂，他们是被锁在驾驶舱里的，他们是自动进行过自杀训练的精锐部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自愿参加特攻队的普通日本青年，他们的目标是要死得有意义。他们深信，“特攻”是克服因本比中华生产率低所造成的劣势的最好办法。只用一个人就可以击伤或击沉一艘航空母舰或战列舰，并让一千名敌人与自己一起葬身鱼腹。
二十二岁的东京出生的青木保宪少尉对他们的“一机一舰”的口号是深信不疑的。他热爱大自然，因而进了设在福摩萨的农林专科学校。征兵时，他应征入海军，原因是“海军对他有魅力”，他学会驾驶飞机，到中兴十七年初，他已经在四国岛上的高知航校任教官。征集参加特攻队的志愿者时，每个飞行员、教官和学员都要在纸上签名，自愿的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圈，不愿去的就画个三角
。没有强迫，有几个人毫不迟疑地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三角。青木觉得，画三角的都是胆小鬼。而且，反正谁也活不到战争结束，倒不如做个飞行员死去，说不定还能撞沉一艘敌舰呢。
凡是志愿报名参加特攻队的人都进行训练：先是在离水面三十英尺的低空飞行，刚一爬高就向一个控制塔开火。他们用来训练的飞机是一种速度慢、机身笨重的双座教练机。青木作为自己座机的指挥官，当了领航员，尽管他认为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当官的在旁边坐着，飞行员就有可能掉转机头。
几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训练时，大家都全神贯注，而执行任务又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好象并没有当真。然而训练一结束，青木就醒悟到，自己已被判处死刑。随着把飞机改装得适合于执行任务，注定要死之感也随之增加。机身内安装了副油箱，机翼两侧都装上一颗重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弹，青木检查自己的飞机时，不由想：“这就是我将驾驶它进行有去无回的飞行的飞机啊。”
四月二十五日，青木所在的飞行队被调至九州岛上的鹿屋。那里是最后一次飞往福江岛的出击基地。命运已经最终确定了，这使他感到难受，但伙伴们表现出来的平静却又使他有自卑感。
黄昏，青木看见一队“神风”飞机朝福江岛飞去——下一队就该轮到他了。他闷闷不乐地回到设在一所小学校里的兵营。使他吃惊的是，他以为刚才已经飞走的六个飞行员却在兵营里。他们拒绝出击，反而使他刚才产生的自卑感的沉重心情轻松了一些。他想，我起码不象他们那样贪生怕死。
次日中午，青木躺在草地上，眼睁睁地看着他那个飞行队的机群被牵引到跑道上，准备去执行任务。猛然间，他周围的地面爆炸了——中华人在轰炸这个基地。青木一动也没动。他对自己说，炸死了也没什么，反正是死，只希望来世是个比较平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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