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清中校躺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眼睛盯着帐篷顶上的一群苍蝇。黑色的蝇群时而扩大，时而缩小。
他的肠肚一阵阵绞痛。他害痢疾一个多月了，人瘦得皮包骨，眼窝周围留下深深的黑圈。可伯的疟疾也袭击了他，他几次在死亡的边缘上踟蹰。
医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金纳树，很早时候日本完全垄断了金纳霜。
据“东京玫瑰”拉基诺夫人称，日本兵只要带着奎宁登上瓜达尔卡纳尔，不用打仗，敌人就会全得患疟疾病死，真是一篇科学幻想小说的绝妙构思。
可惜，他们太不了解中华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了。一种特效药（阿托品）出现了。它是在研究了奎宁晶体的分子结构以后试制出来的，它比天然的奎宁更有效。
第一批阿托品运到瓜达尔卡纳尔，就拯救了千百名官兵的生命，其中包括王慧清中校。
日本人凭狂热打仗，中华人凭技术打仗。
王慧清很痛苦，却并不紧张，他懒懒散散，时而晒晒太阳，病轻点儿就看看书、或和野战医院中的病友一起下下棋，聊聊天。
刚登陆那一个多月的艰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自从五月中旬那三天三夜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之后，中华海军主力到达，日本人再也不敢大规模增援卡纳尔了。
刘青少将已经向钱四海发了“胜利”电报。日本人有时也派来几架轰炸机，或者用潜水艇打上几炮，或者也用他们的150毫米榴弹炮轰一阵机场。这些纯属骚扰性质，无妨大局。中华军队的飞机、大炮和军舰往往以十倍百倍的火力回敬日本人。
平静的生活很难熬，它缺乏军人渴望的刺激。
军医多次劝他乘鲲鹏运输机到后方休养。因为卡纳尔的中华军队部队越来越多，丛林集团军其余的两个团：六团和八团都登陆了，步兵二十五师、陆战队二师也同疲兵久战、声名显赫的陆战一师换防。
陆战一师的一部分部队已经登船离开了瓜达尔卡纳尔岛。
王慧清所以不愿意离开卡纳尔，是因为他想参加消灭日军第十七军的最后战斗。
陆战一师的老朋友，林思宇、吴兵和其他一些熟人离去，使王慧清非常感伤。
他同他们命运相关、休戚与共，象一条船上的水手。
他习惯于和他们谈论战争，谈论反攻，谈论艺术和女人。
现在，来了一大帮陆军，连卡纳尔的司令官也由海军陆战队刘青少将换成了丛林集团军的孙琦少将。尽管陆战队一师还有一些部队在瓜岛，可战争已经变成了陆军的事情。
现在，陆军也用不着像之前的陆战队一样背水作困兽之斗了。
战线已经向外延伸了许多公里，日军处于防守的位置。当丛林集团军的士兵熟悉的用刺刀把日军从战壕中挖出来的时候，他们个个瘦得落形。
看到许多战报，王慧清这才知道，日军前线部队已经断粮日久，不得不以树皮、野草充饥，几乎每个人都患了疾病和皮肤病，得不到医治，只能眼巴巴地等死。
可是，即便到了这种地步，日军的抵抗仍然很顽强。在争夺奥斯腾山的战斗中，丛林集团军遇到了极坚决的阻击。营长被刺伤，营部遭摧毁，整个一营人被钉在山脊上撤不下来。
那些已经熬成了人干的日本兵居然还发动了六次敢死性冲锋，真叫人难以思议，好象他们凭着空气、水和树叶子就能活下来，并且能开枪射击似的。
王慧清不顾虚弱的身体，砍了根拐杖，回到他的营部。他还准备打一场恶仗。他了解日本兵，那些人从小就接受了武士道教育，满脑子为天皇尽忠的思想。
他们笃信人战死之后会成为军神，灵魂会超脱尘世的躯壳，飞到东京千代田区九段一个叫做靖国神社的地方去享受后代人的香火。
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这些日军士兵生前穷困，因而蔑视死亡，任何白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和境遇他们都视若自然，慨然相赴。
而在中华士兵看来，他们不知投降，一心只想多杀几个敌人，因此只有把他们杀光，战斗方能终了。
有时候也有例外：某些伤兵，某些极其虚弱的士兵无力自杀，活着落到了中华军队手中。日军统帅部根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他们以为皇军除了胜利就是战死。
他们一方面对士兵竭尽恫吓之能事，宣传敌人对战俘一律处死，被俘是军人最大的耻辱。另一方面，他们从未对士兵们进行过反审讯训练，因此俘虏们很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比竹筒倒豆子一样痛快。
日军对文字的保密也丝毫未予注意，根源是他们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失败。
王慧清的部队缴获了大量敌兵日记，日本兵几乎每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东方人的感情总喜欢用含蓄的形式表达。
同时，地图、文件、命令、手册，应有尽有地被中华军队收集起来，只缺少密码，这方面日本人格外保密，但早被中华情报机构掌握了。
一切情报和俘虏口供都表明：日军第十七军的最后抵抗堡垒是埃斯帕恩斯角。
王慧清早就知道这些情况了。他留下来，就是为了参加攻打埃斯帕恩斯角的最后战斗。
“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轮到了一出好戏的落幕，我可不打算错过。它是太平洋上的凡尔登，它是日本人的卡纳尔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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