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观八年之前的顾天桥，还是湖塘铁梁山茶栈的帐房，拿着月银养家糊口。之后入江宁，也是因为顾悟尘在顾族实在找不到其他能提携的后辈。但又因为与顾家的关系不如顾嗣明亲近，也不如顾嗣明那么能讨顾家少君顾嗣元及夫人的欢喜，故而给排斥在顾家嫡亲之外，反而叫他有机会能跟林缚走到一起。
之后数年的形势发展，变化之剧烈，叫人瞠目结舌——在崇观八年之时，天下有几人能想到林缚会以司狱一小吏崛起江淮之间而叫天下风云变色？
顾天桥也不再是当年老实巴交的茶庄掌柜，而是身资巨万、在江宁城里跺一跺脚、地也会抖三抖的大人物；江宁战事之后，粮商操纵江宁粮价，便是以顾天桥为首。
只可恨给张玉伯当头打了一个闷棍，要不是林缚最后站出来调停，顾天桥那一回能不能保证脑袋都难说，叫顾天桥现在看到了张玉伯还是心头发忤。
此时张玉伯在济州任按察使，要不是林缚亲自点将，给顾天桥千般好处，他都不愿意去济州。
当然，这些年深入参与海东商贸的顾天桥，也知道济州非但不是什么苦寒之地，相比较之下，甚至繁荣不下济州。
林缚七月下旬为长女政君讨得济州郡君的封爵，打定主意要让政君在长大成年之后就藩济州，顾天桥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废话好啰嗦。
虽说这些年来，顾天桥对林缚忠心耿耿，但林顾两家的恩怨说不清、扯不清，离开江宁，到济州扎根，也非一个坏的选择。
另一方面，哪怕是构成淮东中坚力量的江淮商绅势力，林缚也不再支持他们在国内的正常商贸活动牟取超额的利润。
早年，张玉伯在江宁掀起米价风波，甚至要拿顾天桥杀鸡骇猴。
虽说事件最后给林缚压下来，保住顾天桥，但同样的，背后要没有林缚在背后支持，仅凭张玉伯个人，他怎么可能有与当时操纵江宁米市的东阳乡党抗衡？
林缚这几年来，也是着意于打破区域与行业之间的樊篱，要将江宁所辖的诸府县，形成一个不给传统势力割裂的、统一的市场，对欺行霸市的行为之打击，从不手软。
年后新税政的推行，拆榷税为场税与市商税，实际就是直接废除传统的榷卖制度。经营茶酒盐马粮盐等业的传统商贾势力，还想借榷卖制度的专卖特权牟取暴利，也不再成为可能。
当传统的榷卖制度给废除，新田制虽然没有直接禁止土地买卖，但粮亩超过五百亩者，所承担的田税要比基本田税高出一倍，也是正式揭开限制兼买田地以食利的序幕。
这还是其次。
殖商银庄成立之后，林缚将江宁等地高达六百万的公粮置入殖商银庄，以极低廉的价格向江淮无地及少数的民众出售，以筹措银庄成立后所需要的巨额本金。此举，直接将江宁的田价打掉一半。
表面上看去田价下降，更有利于兼买粮田，但实际上殖商银庄租卖相结合的模式，使得江淮地区无田或少田的佃农，更乐意租买殖殖商银庄推出的粮田。江淮的大田主，即使握有大量的粮田，也雇不到足够的佃农，而承担的田税一毫一厘也不敢短缺，再兼并田地，只是亏本买卖。
实际这种模式，淮东钱庄早就在用。
淮东钱庄早年从宋、陈等大族手里接手的粮田，就高达四五百万亩，最终都是以不到三五两银一亩的低廉价格，在三年间陆续出售给晋安、泉州及平江、丹江等府县的无地或少地农户。淮东钱庄借此筹得高达一千四百万两银，使得钱庄本金直逼三千万两银。
林氏、孙氏及周氏等势力，更是早在这之前，就大规模的抛售在津海田地。
虽说当时主要还是看到燕蓟、淮泗形势难以保全，才将津海、东阳等地的粮田抛售掉，转移到崇州以避险。但实际上，林缚早期在崇州大规模发展造船、冶铁、织染、巢丝、造纸、采矿、海贸等业，所用的高达近千万两银计的资本金，则主要来源于此。
实际在新格局发展的同时，已经动摇了传统兼买土地以食地利的根基；新田制、新税政的推出，不过是顺势而为。
顾天桥以往在江宁主要经营茶米两业，积累下身家巨万。
除了购地置宅、家人享用之外，其他从茶米两业里所攒的银两，顾天桥也没有埋在地下银窖里，也在江宁城外花巨资买了一片占数千亩地的田庄食地利。
新田制、新税政，顾天桥也是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毕竟是次要的，顾天桥更大的身家，也跟淮东其他商绅势力一样，早就扎根于钱庄、海贸以及诸多新兴的工矿等业里。
倒不说茶米两业就此没落，相比较新兴的工矿、海贸以及钱庄等业，牟取利润的能力已经极大不如。顾天桥此次举家迁往济州，以往在江宁所经营的茶米两业，虽然不会完全放弃掉，但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叫顾天桥全身心的去照料。
当然，顾天桥去济州，林缚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给额外的好处。
最关键的两个，就是林缚直接叫枢密院给顾天桥两个特许权，允许顾天桥在济州聚集资本金，各开设一家钱庄、船社，在海东地区的经营权限，不低于淮东钱庄、黑水洋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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