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闶说不会计较当年的事，那肯定就是不会计较，更不会打击报复。
这一点上，李至刚还是心里有把握的，堂堂当朝国公不至于为了几个小人物说假话。
可就像詹闶猜测的那样，他今天不只是为了道歉赔罪来，后面的附带任务才是重点。
大明朝廷中枢，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论实权和影响力，礼部尚书排名第三，怎么可能为了一点小事出面做说客，二品大员不要面子的吗。
松江四大布商已经给出了承诺，一旦能得到詹闶的首肯，沈、应、冯、曹四家的联合商号，就会给他挪出一成的干股。
于是他才会主动上门，以帮着说和曾经矛盾恩怨的借口，来促成松江布商参与进这桩大生意，自己也好从中分得一杯羹。
哪怕顶着“名教出身”的帽子，来找詹闶这个大对头掌教。哪怕明知道勋贵集团搞了个万宝行，肯定会接手南方地区的纺织业务。
当然了，詹闶不计较当年的事，也只是对当年那件事而已。说到头来，还是因为没有给詹家造成什么损失。
现在这件事就不一样了，要从詹闶和一帮子勋贵们嘴里往外边掏食儿，得有衬得上这分利润的筹码才行。
纺织生意的利润，李志刚已经了解过了，包括詹家新式织机的利润，那些布商也给出了大致的预估。
就以大明六千五百万人口的整数来计算，再把每人每年平均消费定在最低的一匹窄布，税收按照试行的三十税三足额上缴。
即便是这样，自己就算只占到十分之一中的十分之一，每年下来也是五到十万两的分润。这么多银子，得种多少地才能收回来啊。
所以别说什么两件汝窑瓷器，那只是用来投石问路的。在李至刚的意识中，就算把全天下的汝窑瓷器都买来送给詹闶，也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他要拿出来的“诚意”，绝对是在他自己看来，远比天下所有汝窑瓷器加起来还更有价值的。
两只锦盒再次推到詹闶手边，李至刚脸上的笑容也更加真诚了几分：“国公的大度下官万万不及，但是这两件东西还请国公务必收下，仅仅是聊表歉意，绝无其他想法。另外还有一事，下官也要向国公如实相告，洪武三十年科场舞弊案时……”
“李尚书且慢，陈年旧事不提也罢。”不等他后面的话说出来，就被詹闶拦住：“当初的是是非非早已经过去，如今大明四海升平，举国安泰，先帝在位时的事情，不论对错与否，该忘记还是忘记的好。”
洪武三十年的科场舞弊案，能和詹闶牵扯到的，无非就是他和阿棣被逼退回北平。当初能够参与到那件事中的，早已经死的死、逃的逃、贬的贬，留下的小虾米们连阿棣都没心思收拾。
李志刚今天突然登门拜访，给出了珍惜的礼品不说，还把这件事也提出来。詹闶不得不怀疑，他身负某种难见于光的使命。
名教的手段又不是没领教过，就说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吧，明明就是他们为了和老朱掰腕子策划出来的，最后硬能把脏水泼到自己身上。
要不是老朱脑子还算清醒，知道行道教不好招惹，也明白行道教对大明有用，自己也做了些应对，很可能老朱真就拿行道教垫背了。
毕竟一个会法术的妖道，又正好被名教集团全力针对，太适合作为“罪魁祸首”推出来背黑锅了。
如今行道教渐成气候，教中两大国公，还汇集了一众靖难系的勋贵，连阿棣都愿意出面站台。
有这样的背景和基础，还手握着大把先进的技术，要钱有钱，要势有势，未来发展的局面用大脚趾豆儿也能想明白。
如此顺风顺水，又家底雄厚的对手，名教怎么能不想方设法，除掉这根大号的眼中钉肉中刺。
李志刚这个人的确善于迎奉吹捧，却也是相当的精明能干。他的一些行为再是丢脸，名叫也不可能因为区区脸面就对他大加排斥。
而他偏偏又得到了皇帝的重用，看起来貌似与名教挂在嘴边的君子之道相悖，用来施展苦肉计再合适不过。
按照詹闶一贯的做派，这会儿绝对是把糖衣嘬了，再把炮弹原封不动地打回去，让对方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这口糖，还真不能嘬。他很快就要回北平了，行道教在金陵的事务都得老和尚一个人应对。横不能临走了，还留下一摊子烂事。
他能选择放弃，可李至刚不干啊。以礼部尚书的俸禄，一百年也才三万多两。一年小十万两的收入，哪是说不要就能不要的。
更何况只要现在能参与到棉布生意中去，将来就能想办法不断深入，逐渐参与更多的赚钱营生。
不管詹闶是真的内心豁达，还是装样子糊弄一下，他都得抓住这个机会，削尖了脑袋往进钻。
顺着詹闶的话道：“正如国公所言，当今大明天下太平，一片圣天子当朝的隆泰气象。我辈更当兢兢业业，一展胸中所学倾力辅佐陛下，营造前所未见之盛世。下官久闻行道教有千般治世良策，故愿为国公助臂，以现神教之风采。”
和这帮子读书人说话，就是特别费脑子。永远都是先铺垫再摊牌，而且还得你自己去猜他怎么摊牌，摊了什么牌。能认认真真说话，正常说人话的，永远都那么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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