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随并不是搞间谍战和查案的好手，许显纯才是，只是许显纯还在长城之外，而且现在他是办理林丹汗之事，这件事是他职业生涯的得意之作，足以名垂千古之事，他必须办得完满结局，在这件事没有办妥之前，他是绝对不会接手其它事的。
所以曹随负责接手，东厂和锦衣卫之中，还是有不少能人的，曹随坐镇京师，负责督办，米柱则是专心于军务。
米柱经过两年多的历练，早己不是那个相亲失败而羞愧不安的人，他意志坚定，目光运大，而且自视甚高，既然接手了蒙古之事，他便决定全力出手，完美的解决，不留任何的后遗症。
如同解决贵州之事一样，军事外交齐下，完美的解决。
大明对待蒙古，基本上一直就是打打打，没有更加高明的办法，不管是前一百年追着打也好，近一百年挑拨内斗也好，虽然在军事上常常占上风，却始终未能收服人心，在蒙古草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终明之世蒙古一直为患边疆。
而原版建奴建立的清朝，在以蛇吞象般取代大明后，兼具中原农耕文明与满蒙藏草原游牧渔猎文明的二元特点，自身深谙草原民族的生存之道，构建出了针对牧区的直接统治体系，正是盟旗制度这一制度创新最终牢牢控制了广大蒙古地区。
太祖皇帝定鼎中原后，大明将元朝皇室追杀至塞北，北元虽然屡次遭到明军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始终歼而不灭、剿而不绝。大明同样遇到了和历史上那些中原王朝面对的同样问题，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如星星之火，屡仆屡起，无法根治。
类似于汉灭匈奴，而鲜卑兴；唐亡突厥，则回鹘起，大明在农耕区的统治是稳固有效的，但在面对逐水草居的游牧民却缺少可靠办法，洪武八征、永乐五征，曾经打得北元势力落花流水，东奔西逃，但是大明劳师远征，却所获甚微。反倒是因鞑靼（黄金家族的北元）遭到打击，西蒙古（卫特拉）趁机坐大，土木堡一役差点让明朝提前终结。
其后，大明调整了策略，不再单纯依靠军事部署主动出击，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力争在牧区形成多中心的均势体系。比如兀良哈在明初即归顺明朝，在瓦剌和鞑靼保持均衡时，中间蒙汉民族也曾出现过数十年的和平共处。
然而，达延汗1506年统一漠南蒙古（鞑靼）后，蒙古高原还是重新形成了统一的权力中心，至这些年，达延汗重建的蒙古汗国传承至林丹汗，林丹汗直辖察哈尔部，又是整个漠南蒙古的总汗，大明对蒙古的经营常常有心无力，疲态尽显。
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尝试过某种与内地不一样的制度，比如针对南方少数民族设置的土司制度，也就是所谓羁縻制度，而卫所制度则主要是用来防御北方的蒙古的。
但是后者明显并不特别成功，并未收长治久安之功，大明前后大规模修建长城50余次，工程在二百余年几乎一直在进行，役夫不计其数，大明沿长城诸险要地带建立了九边三卫，在大同、榆林、甘肃、宁夏、太原、辽东、贵府、蓟州、固原设置九个边疆重镇，合称九边；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东胜卫、开平卫，合称三卫。
这样，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支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的严密防线。
总体上，二百年来，蒙古叛服无定，与明朝攻防互敌。
原版里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的建奴，做到了历代中原王朝都做不到之事，他们对于蒙古的经营就比较得心应手了。其中有三条办法比较奏效。一是军事征服，血腥镇压反抗者；二是政治束缚，实施盟旗制度；三是推行黄教，羁縻民族性格。特别是独创的盟旗制度，相当于防风固沙工程，一个个的小格子，使沙丘渐渐停止了流动，沙子还是沙子，但是已经对人类构不成威胁了。
这让曾经在草原上呼啸来去以劫掠为生的战士，不得不变成自食其力的牧人，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草原帝国的威胁就此被轻松地解决了。
米柱认为满清在蒙古的问题上有两点是相当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是盟旗制度，一是宗教制度。
盟旗制度就是，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形成的，选择任命札萨克不但要考虑其内部权威性，更主要的是考虑对朝廷的忠顺程度。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盟并非一级行政机构，盟长要经朝廷的确认，其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等职责，但不得直接干涉各旗内部事务，无权发号施令，只有实行监督的权力，有义务随时告发札萨克的不法或叛逆行为。各旗虽人丁不多，但旗内同时封授大大小小的世袭爵位且都享有一定的特权，以此众建诸侯而分其力。
贵族群体庞大，供养者却人口稀少，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部民负不堪其负，长期挣扎在温饱状态。同时，朝廷画地为牢，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使蒙古牧民丧失了抵抗天灾的能力，因天灾所致的大规模死走逃亡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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