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七年四月，永春之战开战前夕，接替被杀的陈锦的那位新任浙闽总督刘清泰通过郑家的关系，经郑成功的祖母黄老夫人之手向郑成功投书，“宣扬皇上覆载深恩”，“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
战事未有因此而停滞，双方在五月里大打出手，一直打到了六月初才算是一个完结。但是在五月时，清廷就已经正式下诏，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授左都督，给泉州一府地方供郑成功安插和供养军队，全然是认定了可以一战将郑成功赶回海上，收取漳泉两府，乃至是广东的潮州。
敕谕之中，清廷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接着指责“墨勒根王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随后开导郑成功归顺清廷，并且将他们此前几年抗清的事情解释为“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
如此，清廷肯定了郑芝龙降清的功绩，将郑芝龙被掠，以及北上京城后的恶劣处境都归咎在了死鬼多尔衮的身上。到了最后，故意不提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为的就是给双方一个台阶，好促成招抚郑成功一事。
说起来，清廷如此的委屈巴巴，实际上还是由于永历六年，郑成功连战连捷，以及大西军出滇抗清对于清军的攻掠所导致的局势恶化所致。
诚如那时的一份密奏中所书写的那般：“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对此，清廷由于西南压力过于巨大，以及郑成功在闽南战场上的摧枯拉朽，再加上陈凯在粤东的守土不失，清廷便毫不犹豫的让已死的多尔衮背起了黑锅，安抚郑芝龙，同时更是安抚郑芝龙背后的郑成功，借此来缓和双方的矛盾，实现招抚，亦或是防止东南明军与西南明军合流的实际威胁。
早在去年的七、八月份，清廷就已经开始大力安抚郑芝龙。到了十月的时候更是向刘清泰下旨，授意其对郑成功进行招抚。而后者在向郑成功投书前，甚至将福建巡抚张学圣以及福建巡按王应元革职查办，送交京城候审。
历史上，清廷为向郑成功解释永历五年突袭厦门岛一事，声称是“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于是将福建巡抚张学圣、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以及福建巡按王应元四人下狱，是为追查掠夺郑氏家产一案。
而现今，清廷自不能将马得功和黄澍再从十八层地狱里拉出来，就只能拿主谋的张学圣和负有监察职责的王应元开刀。用的理由，自然也并非再是掠夺家产，而是残害郑氏族人——在中左所城下虐杀那三个郑氏族人，意在骗城和离间的旧事。
刘清泰作为朝中的主抚派，自是不遗余力的向郑成功示好，连带着清廷那边从皇帝顺治以下也对此多有赞同。倒是朝中的主剿派势力依旧不小，所以清廷最终的决定是剿抚并用，授意平南将军金砺统大军进剿，以进一步的杀灭郑成功的威风，为招抚一事增大胜算。
然而，战事的结果，一如历史上的海澄之战那般，最终以清军的惨败告终。主剿派暂且退出舞台，当然，那一个府的施舍也就更是不存在任何意义了，清廷于是便特遣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提出了郑成功接受招抚，清廷则确认他在实际控制区的统治地位，同时可以酌情分派府县用以养兵的条件。并且，为了达到效果，清廷更是指使郑芝龙派家人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以劝说郑成功接受清朝招抚。
“果不出竟成当年所言，只要把鞑子打疼了，兄长的日子才会更好过，他们也会放下调门，试图和咱们议和。”
由于清廷招抚的对象不只有郑成功，还包括了虽说投闲置散，但是始终没有归附清廷的郑鸿逵。当郑鸿逵看过了这些劝降的书信后，猛然间便想起了当年中左所保卫战期间陈凯对他的好言相劝，如今看来，就好像是亲见的一般。
“竟成之见地，从来都是少有不中的。”
对于郑鸿逵对女婿的夸赞，作为侄子和舅哥的郑成功亦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对此表示了认同的态度来。
说起来，多年的相处，郑成功远比郑鸿逵更要了解陈凯。其人能力不俗，且常有奇思妙想，性格处事上偏向稳妥，但也不乏冒险的勇气。
当年的旧事，其实说起来还是陈凯驳了郑鸿逵的颜面，有置郑氏家族成员于险地的成分在，为此才会使得定位战激化到了那副田地。但是，事实证明当时确实是陈凯做对了，有了马得功、黄澍二人做样，明军的海上权威以及中左所作为闽海贸易中心的地位都得到了保证，更加进一步的削弱了清军的实力，为当年和转年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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