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别看兔子们在四年后配备的核弹头才正式定型，实际上在这之前兔子们就做过搭载核弹头的实验了——不过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大概就万吨级别，而且还是原子弹而非氢弹。
原本历史中兔子们已经在十多年前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因此国际社会对于整个项目的关注相对性的侧重于导弹的射程和实战能力，核弹头这块相对的关注度就要少很多了。
同时海水的压缩性会让核弹头的威力在量级不变的情况下缩短范围，直白点说就是范围小但海浪高，所以才能够保证数据舱不会被冲击波损毁——这部分感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十字路口行动。
十字路口行动中海对面用缴获的德国、霓虹的战舰以及自家打算拆解的战舰做测试，投放了数枚核弹，在爆心附近的阿肯色号战列舰这个倒霉蛋直接被炸上了天，但离爆炸中心400米的长门号战列舰却只是进水，用了几天才沉没。（这里就不多解释原理了，直接上论文doi/10.1016/j.ijnaoe.2017.04.002）
另外说起核弹头这玩意儿...其实当年珍X岛事件爆发后，兔子们还曾经琢磨过在东风4的发射实验中就上核弹头来着，但由于某些团体的干扰早进展缓慢方才作罢。
总而言之。
如果导弹的落点从地面换成海洋，那么出现的结果便会是.....
导弹在落入海面的瞬间激起上百米高的巨浪，并且产生强烈的浪涌，数分钟甚至十数分钟才能恢复平静。
因此王安忆等人的打捞艇必须要停靠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既不能离太近被浪涌推翻船，又不能离太远被别人先一步抢先。
而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这次负责计算现场数据的顾问，便是王安忆口中的束教授。
名叫束教授的这位中年人个子不高，脸色略微黝黑，鼻孔粗大，看起来就是那种性格很犟的人。
听到王安忆的这番话，束教授本就黝黑的大脸愈发的有些黑了：
“王舰长，我给你的数据已经经过了反复计算，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质疑我的能力，大可以在来之前另请高明嘛，这时候让我验证是什么意思？”
“现在剩余的时间确实还算充裕，但很抱歉，我个人不接受复验的要求——如果最后事实证明我计算出来的数据有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王安忆沉默了几秒钟，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好吧，那就按照原本的数据行事吧，开到A点的位置停船。”
实话实说。
这位束教授如果不是组织上推荐的人选，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和这种人合作。
这人的性格怎么说呢....直白点描述就是【吃了枪药】。
但凡是你对他有一丁点儿能力上的质疑，哪怕只是很正常的表达某种顾虑，他都会当场甩你一张臭脸。
他对自己的能力似乎敏感到了某种堪称畸形的地步，稍微触及到他的‘底线’就会破防。
王安忆只能用有本事的人性格大多特殊来安慰自己，毕竟组织上不太可能选一位真正自大的神经病来负责这种事情。
当然了。
如果此时徐云得知了二人的对话内容，多半也会露出一丝苦笑。
如果性格不乖张，束星北在原本历史中也不会那么惨了。
没错。
这次徐云推荐组织上选中的落点计算顾问，正是....束星北。
此人乃是一位华夏近代科学史上非常特殊的学者，性格古怪到建国后可能仅此一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在地球的另一端，25岁的华夏留学生束星北收到了母亲从故乡寄来的一封家书，辞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助教职位，毅然回国。
回国后。
经在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束星北来到金陵的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
某日光头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因为对光头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光头，几次让其下不来台。
光头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而后束星北便被炒鱿鱼了。
后来束星北去了浙大，新华夏成立后留在了大陆，数次怼同行怼领导，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喝酒，喝醉了就去打领导，当时事务主任杜道周被他打的头破血流，甚至连自己的老师都打。
竺可桢开始还很维护他，奈何后来他连竺可桢也骂...所以后来大家都怕了他了，就给他换了单位。
结果到了束星北到了海岱省依旧继续喝醉骂人，单位无奈，就让他去看起厕所。
在兔子们第一次洲际导弹实验的时候。
由于需要一位能够计算事实数据的顾问随同出发，王淦昌便保举了束星北出马，最早这位73岁高龄的学者靠着一根笔一张纸，计算出了导弹最佳的落点和打捞时间。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
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
他说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地好用，七十多岁了，还能够和二三十岁一样思路清晰活力无限，希望死后解剖自己的大脑，以作医学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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