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自从执掌江东后，前后几十年都在进攻山越，大量俘虏人口，实行强者为兵，弱者充户的策略。
且等到他们拿下交州后，孙权还要从交州的那些夷人挑选士卒，扩充军队。
梁习领并州刺史后，征发边境胡狄充当义从军，敢不从，就打得你，甘心当小弟。
经过曹魏的多方搜罗，魏军当中有“南匈奴单于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燹、武都氐羌等各族士兵。”
像南匈奴以及乌桓等人的汉化程度很高，这些人以前大多被东汉王朝花钱雇佣当兵。
或者被打服后，甘心当小弟换赏赐过活，毕竟他们除了作战，也没有其余谋生的手段，更没有牧场。
胡狄当中，唯有鲜卑人和氐人最为排斥汉化。五胡乱华后，这两族建立王朝，大肆打杀汉人。
有些胡人是被打服才进入军中，有些人是看见魏军强大，主动加入。
诸葛亮后来的连弩士卒，属于善战的“特种兵”，也都是由游牧族和益州山民组成的。
总之，对于人口，大家都是从来没有过停止的好胃口。
用这些人当兵，有效的缓解了大汉人口锐减，同兵源之间需求激增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期汉民族的人口，死于战乱占了不少。
可依旧有着相当的大的群体，被强宗豪右所吞并，或者逃入深山以及国境四角，求过上平静的生活。
这些人口的统计，并不会在官府户籍上体现出来。
现在山越人大部，并不是真正的山越人。
他们有不少都是逃避赋税的汉人，相互融合生活在山上。
由于版籍不修，征兵制度更加衰落，不得不以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充当士卒。
两汉强盛时期，由于国家掌握着广大自耕农和掌握着众多户籍为基础，开始征兵。
但是到了汉末，豪强地主庇护了大量依附人口逃逸。
自耕农和国家户籍的数量迅速减少，一般百姓都不知道征兵为何物。
北方的豪强势力最为强大，征兵制度首先在那里就行不通。
建安年间，曹老板掌权后，就着实开始恢复征兵制，结果遭到了世家豪强地主的顽强抵抗。
即使在公元208年，曹老板平定荆州后，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他任命司马芝作菅县长，郡中主簿刘节是大族子弟，为人豪爽侠义。
拥有一千多位宾客，但族中人从来不服兵役。
他们外出就做盗贼，到宫署里则扰乱吏治，郡中官吏根本就不敢征调他家，也不敢管。
司马芝对于此事非常认真，直接驰缴济南。
太守郝光命令主薄刘节替他藏起来的宾客，顶替他们亲自去服兵役，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事就在赤壁之战前期，还是在曹老板平生最为得意，畅想一统天下的时候发生的。
那些世家大族还敢公然反对征兵制度，可见实行之难。
对于征兵制的抵抗不仅是世家大族，甚至曹老板的亲信曹洪。
他家也窝藏依附的宾客不去服兵役，结果被当地县令发现。
先是打断曹洪宾客的双腿，就这还不行，然后砍了他的脑袋示众。
就似样强势的手段，曹老板的征兵制度，依旧是没有建立起来。
等到曹魏建国，魏国就基本不征兵了。
这也是曹魏后期为何大量征召少数民族为义从，实在是许多汉人都被豪门大户把持吸收，不给朝廷用。
反倒是其余孙刘两家，征兵阻力较小，周瑜在打江陵的时候就强征过一次兵。
甚至在后面的夷陵之战，孙权又在江陵和夷陵大肆征兵，百姓不愿应召，征兵弊端丛生。
这些被征兵的人，活着的时候困苦，没有温暖，死了的时候埋在外面，骸骨不能返乡。
故而更加留恋故土，害怕远出，在他们看来，远出就等于死亡。
每有征兵，贫弱老实的在家，行动有所牵累的先征去当兵。
人们稍有财产，便行贿，不惜倾家荡产，也不去当兵。
行动敏捷的人则是逃入深山，投靠“群恶”，结成恶党，与征兵者对抗。
在江东，就算家中有人在官府当中为吏，家中有五口男丁的，几乎有三人在外服役，就这，还要缴纳赋税。
连吏员都这么惨了，更何况那些齐民编户的百姓呢。
大量人口被江东世家侵吞，孙权也不敢动他们的盘子，只能一个劲的掠夺山越以及其他夷人补充人口。
就连三兄弟社团扛把子刘备在争夺汉中时，紧急要求后方征兵。
诸葛亮上表杨洪为巴郡太守的职位，开始全面征兵，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动员令后，堪堪打下汉中。
等到夷陵之战后，三兄弟社团损失惨重，又开始紧急征兵，防御东吴的反攻。
巴西郡的户数在一万二上下，结果太守要求征召五千人补充损失，几乎是两户出一丁，征兵比例相当高。
就算后期诸葛亮北伐，那征发的士卒更多了。
尽管他治理益州时，虽然政治清明，仍然不能避免“西土苦其役调”的问题。
对于世家豪强侵吞人口的胃口，是从来不会停止的。
大势所趋之下，征兵制度在南方也越发的衰败下来了。
除了征召少数民族充任士卒，群雄大多扩充军队的手段都是收降。
孙策攻下扬州刺史刘繇所在的曲阿后，放出话去宣布刘繇等故乡部曲来投降的。
既往不咎，愿意从军的，一人从军，全家免除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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