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抬起眼来，竭力遏制住惊讶的神情望向许国。
历史上万历十七年的殿试策问之主题，正是“立纲陈纪，移风易俗，消悖慢而就约束”。
这真是太巧了。
朱翊钧心想，难道是冥冥之中确有定数，无论我说甚么，今年的殿试题目就总是历史上的那一题？
朱翊钧拢在袖子里的手稍稍不自在地互拱了一下。
这种命里注定的“定数”让他心底生疑又发虚。
他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跳脱于历史研究之外的奇怪想法。
莫非他就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就是他？
说不定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像他一样，尝试过要改变专制、交出君权，只是他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被阻止了，所以史书上留下的才是他朱翊钧后来看到的那个万历皇帝？
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他不信内阁听不出他真正想用甚么题目当殿试策问，可是为何他们都不愿意出声赞同呢？
朱翊钧定了定心神，秉承着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信念追问道，
“为何却不以‘天下无君’为题？”
其实这句话他问得相当不坚定，他是有点怕许国明确说出反对“天下无君”这种主张的话来的。
这里面暗含着一个悖论，无君的下一步就是民主，可是明朝的民主或许反过来反对无君。
朱翊钧就是不愿意承认大家都是赞成大明有一个皇帝的，即使这个皇帝是他本人。
未料许国却没有谈及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仍然公事公办道，
“科场题目，尚该正大明白，不炫奇僻。”
朱翊钧反问道，
“便是奇僻，又当如何？”
许国回道，
“倘或所涉之典，当时之士多不通晓，皆为罕知，未免则有失公平。”
许国稍稍顿了一顿，似乎有些许犹豫地问道，
“皇上可还记得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
朱翊钧被问得一怔，继而便扬起了眉，原来许国担心的是这个。
弘治十二年的徐经科场舞弊案，在后世有一个更有名的概称，叫作徐经、唐寅科场舞弊案。
那一科监考的两位主考官，一个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人。
而历史上的弘治十一年，正好是名留青史的大才子唐寅乡试夺魁、名播江南的那一年，同位举人的江阴巨富徐经与他交好，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
由于当时的乡试主考官梁储欣赏唐寅的才华，于是在回京之后曾拿唐寅的文章与程敏政品评。
唐寅与徐经联袂抵京后，会试前夕，两人又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其中就包括了程敏政，因为徐经随带书僮，出手大方，所以更招人瞩目。
特别是当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程敏政后，直接受到了其他举子的猜忌，乃至会试入试两场方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
而这流言的最大根据，就是因为那一年李东阳和程敏政在会试第三场的经史策中，出题用典过于冷僻，导致很多考生无从着手，只有唐寅和徐经交上去的两张试卷答题贴切。
于是明孝宗便敕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
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
虽然流言纯属子虚乌有，但舆论仍喧哗不已，明孝宗为平息舆论，便着锦衣卫加以审讯。
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县衙为小吏。
因此许国的疑问，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明朝会试的第二场、第三场，以及殿试策问中，都包含大量典故，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几乎是无法作答的。
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此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退斋记》。
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小学》、《大学》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后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
后因权臣作梗，屡次破坏汉法，导致诸生廪食不继，办学缺少经费，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感叹。
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必须一见到题干，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传播儒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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