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折的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实物征收对农民而言负担过重，明初时这一项税费具体是摊派到湖广、江西、四川等木材资源丰富省份的农户身上，由农户亲身解运到造船厂。
后来此项劳役实在是难以维持船厂的实际用度，渐渐转变成了地方州县先从百姓身上预收“料银”，再解送到布政司处收贮，等到每年造船之期，由布政司再解送到船厂。
这个过程自然是存在着许多陋规，最明显的一项，就是郑国泰方才所说的“木质材料与使用年限”，所谓“三五年败坏”绝对是保守说法，朱翊钧对此心知肚明，无论是松木、杉木还是楠木，无论朝廷下旨统一用哪种木头造船，船厂都绝对做不到按章办事。
因为漕船所用木料不同，料价也就不相同，卫所和漕船分厂为了牟取私利，往往会领楠木价格的料银却购买株木、杂木木料来造船，从中变相提高维修成本。
好木料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要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漕船都用上松木、杉木或楠木是绝不现实的。
退一步说，如果船厂当真实打实地按祖制造船，那湖广、江西、四川的林木早就已经被砍光了，自然生态早在明中期就失衡了，还不等张献忠降世，西南就已经人去地空了。
既然后来张献忠在西南确实做了一番事业，那船厂便确实存在普遍的偷工减料，连同州县和布政司形成了次等统一。
所以朱翊钧和郑国泰心里对此是很清楚的，“漕船使用松木、杉木或楠木”并非是一种实际制度，而是一种面对老百姓的税费法则，其实质和陈蚕永远领不到的那本该由河南都司支出的四百二十石年俸并无差别，说法一个样，实际又一个样，基本上都属于大明子民特有的双重思想的产物。
一般而言，地方州县在折银之时，会将修造一艘漕船所需的料价按照使用楠木的标准统一定额，再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向百姓征收多少税赋，尔后将白银解送到地方分厂的时候，再按照船厂购买株木或杂木的价格捞取额外收入。
由于晚明的漕船修造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分厂进行的，军卫有司便很容易地参与到这一项共修陋规的集体活动中，从而官官相护，成为地方对漕军的有力庇护，而郑国泰现下的建议，就是用轮船招商局的“新标准”去打破这一层地方保护网。
“地方州县和漕帮的利益纠葛主要就在于贩卖私货和造船物料这两桩事上，倘或皇上先是‘严查乌香’，接着断其料银，把这一项陋规来源给彻底革了，那么不等京师没了白粮，地方肯定就先坐不住了。”
郑国泰认真道，
“不管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只要地方肯查，则一定能为皇上寻出那幕后主使。”
朱翊钧定下神来想了一想，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怎么这件事又推到地方头上去了呢？”
皇帝一直交握着的双手放开了，
“倘或地方不吝于那料银陋规，此事不就等于不了了之，何谈引蛇出洞呢？”
郑国泰鼻子一皱，顿时换上了个泫然欲泣的表情，
“轮船招商局若是成功夺走了漕船的通行许可权，那幕后之人必定会有所反应，到时……”
朱翊钧慢慢道，
“郑卿，你在撒谎。”
皇帝抬起了眼道，
“假设轮船招商局成功控制了漕船的通行许可权，那漕运改海运就相当于已然成功了一半，控制了漕船许可就等于掌握了漕工的生计来源，掌握了漕工的生计来源就等于控制了他们的劳力，有了这百万漕工的劳力，哪里还开不成胶莱河呢？”
“更何况若是漕船的船料料银被因此削减了，即使是单纯出于利益考量，地方州县和船厂也会加倍欢迎接下来的海船制造，反正不管造甚么船都要用木头，东边不亮西边亮，漕船的料银减下去，海船的料银却一样要摊派到地方赋税上，一样的陋规在海船上可以再来一遍，地方能有甚么损失？”
“只是漕船料银一减，地方上的力量一定会支持朕造海船，因此那幕后之人若是再想以煽动漕工闹事的方法反对海贸，必然会风险重重，不过要说此人会明目张胆地自己跳出来弹劾郑卿，朕是断然不信的，恐怕郑卿自己也不会相信，轮船招商局若是被盘活了，郑卿必然炙手可热，除了科道官之外，谁又会在那时候再带头排挤郑卿呢？”
郑贵妃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
“倘或此事被有心之人所利用，未必就不会牵涉国本……”
朱翊钧笑了一声，
“又是国本，郑卿要真那么会争国本，怎么还把查人的事推到地方上去？”
郑国泰不吱声了。
郑贵妃比较英勇，一般不在乎名利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比较英勇，这时她离移宫案里的郑贵妃还差得很远，因此反而敢于直言不讳，
“东厂专门是查人的，皇上怎么不说派张鲸啊？即使是怕伤人性命，那不杀人有不杀人的查法，不抓人有不抓人的查法嘛，难道皇上不下旨，张鲸敢无缘无故胡乱杀人？”
郑贵妃眼一瞪、嘴一撇，就仿佛刚刚看到朱翊钧刻意躲开她放在他背上的手似的那样道，
“明明是皇上疑心重，怎么偏偏来怪妾的哥哥，依妾看，哥哥方才能说这些话，已是很不容易了，要再往下多嘴，往后必定会有人说哥哥挑拨离间、残害忠良，那时哥哥该如何为自己分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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