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万历十六年四月的朱翊钧在穿越近一年后仍然没有想过要用屠杀解决晚明的种种问题。
唯一让朱翊钧真正起过杀心的人只有那个未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
因此朱翊钧在对郑国泰说出方才那番儒法之别时堪称坦坦荡荡。
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文明底线的好人。
倘或朱翊钧没有穿越成万历皇帝，而是穿越成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军官，他也会是那始终没有对犹太人动过手的极少数人。
朱翊钧知道郑国泰的担忧不在于海运究竟是否可行，而在于皇帝是否是要拿外戚收割文官和海商的财富，最后再来一个一网打尽。
这里必须说明，朱翊钧在开凿胶莱河的这件事开始之前，确确实实没有想过用海贸诱骗文官投资，让外戚负责割韭菜，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这种招数来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威信。
朱翊钧在面对郑国泰的时候，脑中构想的还是同时期欧洲“重商主义”那套理论政策。
先要让国内商业资本发挥作用，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再使政府和商人成为伙伴，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展海外殖民。
万历十六年的朱翊钧依然将晚明士大夫和地主阶层视为可合作对象，如果不是他的理论太过超前，朱翊钧甚至可以向郑国泰列出海商和朝廷合作之后的许多好处。
最重要的一点是，倘或文官和海商们尝到了海外殖民的甜头，那他们一定会鼓励自己田产上的农奴去海外开拓新天地。
一旦大明的农奴们不再被束缚于国内的土地上，不再将土地产粮视为生存依赖，那么无论朱翊钧是想发展机械化农业，还是想发展工业，都有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
朱翊钧在此时还是没有想过要用屠杀士绅、地主、皇亲贵戚，剥夺财产，将地主后代剥夺人身权利这种残酷手段来实现改革大明的理想。
他觉得事情还没有糟到那一步，大明也没有到了“地主不死，国家不富”的境地。
朱翊钧的想法是将大明朝廷和文官海商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外戚是联结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链环。
外戚既和皇家亲近，本身又是和文官在经济利益上相当一致的地主，当然可以承担起这个重任。
朱翊钧在和郑国泰对话之前，还考虑了数种不同形式的答案来应对郑国泰的忧虑。
虽然朱翊钧身边的人日常都小心翼翼地把他捧成一个暴君，但朱翊钧自认为整个中国历史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么体贴人心的君王。
朱翊钧觉得自己将权力驾驭得很轻松，就是因为他的良善，所以他笃定自己不会被权力反噬，不会被权力吞没了人性，不会让权力反过来驾驭他。
当然朱翊钧对郑氏兄妹并非毫无防备。
郑承宪还有一年的寿命，倘或郑国泰在这一年中生出了野心，或是没能满足朱翊钧对他的要求，那朱翊钧大可以用丁忧的借口让孝子郑国泰回家守丧去。
朱翊钧在心里给郑国泰划定的时限就是这一年。
因此郑国泰在对他称“臣”之后，朱翊钧在心里对他是感激的。
这种感激虽然不符合君臣之情，但十分符合朱翊钧这种好人的人性。
郑国泰这一答应，朱翊钧就默默地将方才郑贵妃算计诰券人情的事情在心里一笔勾销了。
毕竟算计人家亲爹寿命也不是甚么光彩的事，朱翊钧虽然掌握了生杀大权，但他还没有自大到把自己当成阎王判官。
朱翊钧又同郑国泰说了一会儿话才离开翊坤宫。
这也是朱翊钧历经过文明社会后的一个优点，他不但会体谅，而且识相。
郑贵妃好不容易见一次家人，定然不希望自己来打扰她和家人相聚的短暂温馨。
何况朱常洵没抱过来，孩子不在，三个大人再想貌合神离地打亲情牌也没有这个基础条件。
于是朱翊钧在说完正事后只是坐了一坐，又拉了拉郑贵妃的手，以要返回慈宁宫去看朱常洵的借口离开了翊坤宫，把主场留给了郑氏兄妹。
朱翊钧不知道的是，他的御辇前脚刚出了翊坤宫，后脚郑贵妃就将屋子里伺候的宫人都打发了出去。
“哥哥为何要应承下来？”
宫人们刚一退出翊坤宫，郑贵妃就忍不住在难得的私密空间中发起问来，
“这摆明了是一项得罪人的苦差，皇上抬举外戚，无非是不满文官，可连皇上都压不住外朝的那群官僚，哥哥何苦要替强出这个头？”
郑国泰笑了笑，道，
“我若不应，岂非白白辜负了贵妃娘娘替我求赐诰券的心意？”
郑贵妃小嘴一撇，很是轻俏地白了郑国泰一眼，少女的神态又露出来了，
“我都要向皇上替你求诰券了，你难道还不知道事态有多严重？”
“再说，你明明可以说要等回去同父亲商量了之后再答复皇上，你应得如此匆忙，皇上说不定还反会以为你不稳妥。”
郑国泰受了郑贵妃这一眼，那张明星般的面孔上反呈现出一种活跃的神情，
“皇上都说了要派御医去给父亲诊治了，贵妃娘娘觉得，这是皇上想同我商量的意思吗？”
郑贵妃默然。
郑国泰又道，
“皇上给我差事，也不是一桩坏事，有永年伯在前头，我只须有样学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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