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栋在唐努乌梁海取得的辉煌胜利朝廷并不知道，说实在的，朱翊钧并不十分在意。在他看来，即便马栋率领的六千五百人在西进北上的过程中全军覆没，也影响不了大局。是的，如今的大明，其国力可以承受这样的失败数十次甚至上百次。而卫拉特部，只要失败一次，就会像如今这般跌入无底深渊，最终在人类文明史上了无痕迹。
随着初级工业化在大明落地生根，数千万平方公里体量的国土上逐渐迸发出人类发展史上最磅礴的能量。
昔日的宗室、勋贵、大地主——甚至包括走私犯所积蓄的海量资本大量投向了新产业。原来只能用于购买土地，加剧土地兼并烈度的资本，走上了追求利润、扩大生产、继续追求利润的无限循环，他们将从涓滴而至湖海，并逐渐演化出澎湃的激流。
这激流荡涤起浑浊的泡沫，侵蚀着数千年来农业社会的秩序，扭曲、击碎横亘在它面前的一切桎梏，在世界的中央，发出了人类文明即将狂飙突进的第一声雷音。
当然，由于皇帝的未雨绸缪，以内务府为主体的“皇室经济”仍掌控着最大的资金——以及技术。朱翊钧也能判断出来，这第一声杂音是无意识的，它只是在追求利润的本能驱使下，向皇帝及其代表的朝廷递出了爪子，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不知道自己代表了资本——但朱翊钧却清楚的看出了其中的本质。
万历十三年八月，在马栋率军威吓诸部，打击卫拉特的时候，王国光上奏，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已经查明苏州、太仓、福州、临清等地银票出了银行就立即返回的原因。
地下银行，大额银票！看到这两个字眼，朱翊钧吸了一口凉气。出于对金融业发展的谨慎态度，政事堂在各地发行小额银票的本质只是增大货币投放，一枚龙洋与半两银票是等价的，且都等于半两白银——也就是说，朝廷在铸造龙洋的时候没有铸币利润，反而要为火耗买单，只求建立起信用后少量超发，在收回铸币成本的同时，解决市场的“钱荒”之忧。
这种情况立即被有心人发现，此前王国光就收到报告，有人在一些城市用溢价大量收银票，并利用银票与银元等价的政策，在国有银行兑换出大量龙元——朝廷买单的火耗就成为他们的第一道利润。
随即，这些人又将收到手中的银元放贷，供给这些经济比较发达城市的中小企业主用于扩大经营。度支部领导下的调查小组发现，放贷的“钱庄”会认真考察这些贷款企业的成长性，并收取远超贷款额度的土地和房产抵押，用来赚取利息。这是第二道利润。
更绝的是，这些人放贷并不是直接放出银元，而是放出了钱庄发行的大额票据，最低金额是二百两。这一手主要是为了限制这些票据的流通范围——这东西只在商界流动。
手持这些大额票据的商贾可以到发放贷款的钱庄中用这银票换出等价的银元，与朝廷的银行一模一样。同时，这些钱庄已经摸清了货币超发原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先于朝廷进行了货币超发。只要不发生挤兑，这些钱庄就轻而易举的获得了数倍于储存金的资本并用来生利，这是第三道利润。
万历十二年初，因为初级工业冲击手工业，杭州、湖州等地陆续民变，漳州府城在四月份甚至发生变乱导致府城被民变者占据。为了缓解迫在眉睫的危机，朝廷以光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成立银行并向市场投放货币就是其重要一环。
因为这件事朝廷事先已经准备了许久，因此银行在短时间内就铺到了全国各地，大量货币投入市场，在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同时，促进市场流通加快，从而推动生产扩增，对就业市场的刺激立竿见影。
然而龙元和小额银票投入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影子银行”，朱翊钧为之咋舌的同时，也对大明百姓对商品经济的理解暗暗喝彩。
谁说我先民不懂市场经济的？事实证明，中国人天生具有商业头脑，只要政策允许，他们将在市场上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后世的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喝彩归喝彩，如何处置这新生事物，却成了摆在朝廷面前的难题。
朝廷在发行银票的时候，是伴随着严刑峻法的——民间私自铸币和印钱超过百两，即判斩首之刑。为了防止民间法盲或者无知少年因为好奇仿制而莫名其妙掉了脑袋，这项法律还是有些温度的——百两以下的判流放加苦役。
因为纸币发行是国家最重要的金融行为之一，此际的小额银票科技含量非常高——其纸张配方严格保密，再加上多色套印、水印、密纹等多种防伪技术，民间绝难仿制。
但是，伪造货币这条罪名是无法安在发放贷款者的钱庄头上的。它们没有发行银票，也没有铸造龙元，只是利用了朝廷小额银票与银子等额兑换的政策漏洞，新发行了票据而已。
公道的说，这些“钱庄”如果不用“龙元”做本金来赚朝廷的火耗钱的话，他们用纯银作为本金来发行票据、放贷完全正大光明。朝廷发行的小额银票只不过启发了这些民间银行家，将故宋即存在的“银票”进一步发展，将之与贷款业务结合在一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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