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关注盐业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在他隆庆三年年底随高拱入京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留意大明的盐务问题，只是由于生来屁股就坐歪了，自己娘亲家族就是数一数二的大盐商，所以导致他一直不好插手。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怎么处置盐务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是怎么解决盐务问题中的一些弊端。
但凡对中国古代史的经济部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盐业从来都是一块大肥肉，但肥不肥本身还不是高务实关注的主因，毕竟他作为一个穿越者，多得是方法可以赚钱，并不一定非要在盐业上横插一杠。
高务实关注盐业的主要原因是，盐业是个民生向的问题，事关国家稳定，而偏偏大明的盐业问题特别大、特别严重。
具体到大明北方之用盐，长期以来的两大主要渠道是长芦盐场的“芦盐”和山西解州的“池盐”，特别提一句，解州西临蒲州，也就是张四维的老家。
芦盐为海盐，解州为池盐——也就是盐湖之盐。
张家原本以前也搞过池盐，不过后来因为气候、水文等出现变化的原因，池盐的产量逐渐下降。而到了嘉靖前期，恰好长芦盐场进行改革，张家遂渐渐转向于去长芦发展，并最终基本垄断了长芦之盐。
大明的盐业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实际上也一直都有微调、改革。
具体的改革过程，本书限于篇幅，不便详述(我估计了一下，没有五千字说不清)，所以只能长话短说，其过程大致有“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变动。
盐课折银大致是嘉靖初年进行的改革——后世有个说法叫做“嘉隆万大改革”，算是对嘉靖早年某些改革的一种肯定，这个盐业方面的改革也是嘉靖早期改革的一部分。
张家就是在这场改革之后进入长芦盐场的。
嘉靖九年，经长芦巡盐御史傅炯题准，青州分司所属济民、石碑、惠民、归化四场盐课继改折布匹之后，又进一步改折白银，“令每灶丁每盐一引，纳银一钱，给商买勤灶余盐补数”。至嘉靖二十九年，沧州分司所属十二个盐场的盐课几乎全部折银。
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是的，这个改革跟一条鞭法很类似。所以早就说了，一条鞭法根本不是张居正的发明，甚至他还不是第一个搞一条鞭法推广的首辅。
这个改制的具体办法是怎样的呢？
“议准(沧州分司)深州海盈场灶户，内除盐山县近场一十三户办纳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县等户，每引纳银一钱。利国等一十一场岁办入津等仓课米，每石征银五钱；其海盈等一十三场折米盐价银，旧例七分五厘，今减一分，各征完，赴司类解。”
应该说，盐课改折，既符合盐场灶户群体的自身利益，也顺应了长芦盐政改革的总体趋势。
盐课折银，“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可谓一举两得。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但是这个制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嘉靖时便有人曾指出：“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变得势在必然。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之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无法保证生产，被迫逃亡。
总之，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的出台，是明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但至嘉靖后期，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有场无灶”的局面，盐场徒有其名。
于是到了隆庆三年(高拱回京起复之前)，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明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海阜场并人海润场，润国场并入富民场，三汉沽场归并丰财场。于是，长芦盐场的场数由明初的24个减至20个，而这里面有17个被张家实际控制，基本上完成了垄断。
这一次盐场裁并，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就意味着长芦盐场的运作模式，已经脱离了国家设定的发展路径。
即：灶户在盐场生产盐→变卖所生产的盐换成白银→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发展成：灶户离开盐场，不再生产盐→回归原籍所在州县，改务他业→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
它所带来了的问题是，在实际的催征灶课过程中易滋生弊端。盐场大使分身乏术，势必将催征灶课的任务下派给灶头或总催办理，这又易滋生包揽灶课，肆行加派，任意延挨等弊端。
而州县官员又“以籍隶灶户，自有专责之员，不加约束，以至藏奸纳垢，任意为非，亦情势所必然”。
总而言之，对于灶户、场官、国家三者均不利。所以隆庆三年高拱回京之前的改制，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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