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辅所见深符朕意，着内阁核议具奏。”
高务实的票拟“代王言”是如此写就，仅仅不到一个时辰之后，御笔朱批下达时也是如此写就。
这便意味着在万历一朝已经持续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此时此刻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参与决赛的选手一共有三位，分别是皇嫡子朱常灏、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
以上这个排名自然不是简单按照年龄来排，而是从儒家礼教之传统出发，按照三位选手各自身具之“正统性”来排的。
正因如此，年岁最小、尚在襁褓之中，刚刚做完满月礼的皇嫡子朱常灏反而能排在第一位；年岁最长的朱常洛依靠年纪这一优势紧随其后；皇三子朱常洵则主要依靠母妃郑皇贵妃的圣眷而忝居最末。
在这场决赛之中，原本不该有皇三子朱常洵的位置，但由于其母妃郑皇贵妃的圣眷，他也能成为决赛选手之一。
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因素，与传统的母凭子贵不太一样，朱常洵是子凭母贵——前一章已经专门说过，大明朝正式的“皇贵妃”与寻常贵妃不同，她是“有册有宝”的，地位可以说已经被明确为“副皇后”。
既然如此，理论上她的儿子自然就应该比除了皇后嫡子之外的其余任何妃嫔之子都要尊贵。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皇嫡子也属于“子凭母贵”。
事实上，皇宫之内，天家之中，“母凭子贵”与“子凭母贵”这两种情况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皇后无子仍是皇后，但在某些时候可能因此被废；不过一旦有子，则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子，地位都将获得极大巩固，至少在大明朝还没有出现过例外。
皇子诞生，其母即便原本只是寻常宫女，也几乎一定能跻身“妃”字辈，地位得到巨大提升；但倘若她原先地位太低，反而会连累其子的地位也很难提高，除非……如朱常洛一般，赶上了庶长子这个身份。
之所以朱常洛与朱常洵在皇嫡子出身前各有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郑皇贵妃的“有册有宝”。抛开圣眷这个不能在立储问题上被朝臣公认的因素，郑皇贵妃本人在身份上力压朱常洛之母王恭妃。
是的，此时朱常洛的生母依旧只是“王恭妃”，而不是原历史上万历三十四年之后被晋封的“贵妃”与“皇贵妃”。
这句话这样讲可能不好理解，其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十四年，王恭妃先是被晋封贵妃，同年又被再次晋封，成了皇贵妃。
在那个时空里，王恭妃晋封皇贵妃这件事，实际上意味着朱常洛的地位最终稳固——即便在此之前，他便已于万历二十九年被册封为太子了。
换句话说，朱常洛成为太子之后五年，其母王恭妃才晋封贵妃、皇贵妃，母子二人地位至此拉满(毕竟皇后无过，不可能随意废后，况且朱翊钧也没这个意思)。
这五年时间显然不是那么轻松度过的，明争暗斗还有很多，不过这与本书无关，就按下不表了。
且说当前局势：王皇后与朱常灏母子，属于正统性拉满，背后又有高务实的支持，无论是从伦理来说，还是从朝中实力来说，都可谓是国本之争总决赛中赢面最大的一方。
王恭妃与朱常洛母子是典型的母凭子贵，王恭妃本人在朱翊钧心目中的地位几近于无，朱常洛在母妃那里得不到任何一点有意义的支持，反而背负着不小的“负资产”。
好在朱常洛毕竟占着一个庶长子身份，再加上朱常灏出生太晚，因此心学派早已经前赴后继在朱常洛身上投下重注，如果此刻放弃，则“沉没成本”未免太大，于是不得不咬牙继续支持，这就让朱常洛还有一点翻盘的机会。
当然，除此之外朱常洛还有一点优势，即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比如皇帝突然驾崩之类。那么按照“国赖长君”的传统观点，朱常洛的继承正统性会临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过，具体有多大的提早则不好说，因为这其中有一些说道。
“国赖长君”这个说法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而且还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皇位的继承只以血缘远近来划分，只不过为了国家的存亡考虑，一般即位的皇帝多是年纪相对比较大的皇子，幼主继位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发生在动荡年代，亦或者权臣在朝之时。
但是，“国赖长君”真正的只是简简单单地为了王朝的存续吗？
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现代还是十分相似的，男女什么年龄嫁娶都是有一定规定，只不过现代社会并没有规定出嫁时间的上限，而在古代却规定女子出嫁年龄的上限，即多数时候女子十八岁必须出嫁。
这一点甚至写进了法律之中，很多朝代规定是男子、女子如果不能在年龄允许的范围内结婚，那么就会受到处罚，而且是重罚，大明也不例外。
同时，中国古代常常设有一个神奇的官位或者说机构，叫做官媒，换句话说就是官方媒婆。如果男女到年纪而不结婚，可能官府就会派遣官媒为男女保媒。
到了这种时候，成亲就是强制性的，如若不然，家庭或者家族就会面临大量的罚款或者其他惩罚。当然，这种通常都以金钱作为惩罚的制度，一个豪富之家估计可以负担得起，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是决计负担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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