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高务实制定的引蛇出洞策略，还是甲斐姬此前提出的长期围困主张，着眼点都是当前的实际战局，不可能未卜先知的预料到一些意外情况。
高务实虽然知道历史，但由于历史上很多事早已被他影响或改变，他现在也不敢对一些具体的事件加以“神断”，只能在大的历史走势上进行相应的研判。
因此，有一件事他虽然心中暗藏期待，但在具体计划时，却从来不会严肃地考虑进去。
比如，丰臣秀吉真的死了。
对于丰臣秀吉的身体情况，高务实是有消息来源的，他前些年派往日本的间谍，人数聚集最多的就在秀吉麾下，有些甚至就在秀吉本人身边，离秀吉的核心近臣不远。
确切地说，高务实不敢断定丰臣秀吉究竟何年何月何日会死，但其“命不久矣”的情况却在他的所知范围之内。
也正因为如此，高务实才会在年初选择亲自出马来朝鲜指挥，某种程度上这是想要为秀吉之死增添一枚重重的砝码。
毫无疑问，当大明战功最为显赫的文帅亲自出马时，秀吉的心病必定更重，而一旦他高务实在朝鲜取得切实的战果，则秀吉的心态将会更加崩溃。这对于一位将死的老朽而言，没准就是一道催命符。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高务实没有选择在朝鲜中部登陆，而是直插在朝日军的后方，一登陆就对釜山要害形成威胁。但他偏偏又不肯立刻进攻釜山，却要把这种可能对丰臣秀吉造成严重心理压力的行动人为的拖得更久，因此反而在朝南开始收复朝鲜失地。
与此同时，以围魏救赵、调虎离山之策逼日军主力南撤，在收复汉阳后又指示麻贵派李如梅率骑兵穷追不舍——但不大打出手。
这一切的一切，在朝鲜看不到全部的效果，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加速了秀吉的死亡。
不过，此时既然要说秀吉之死，那便要先把时间拨回到去年年初(以下两章视角转到日本，故对年号的描述改用日本年号)。由于日本的年号变化，从日历上看，庆长元年只有四天，第五天便是庆长二年的正月初一。
正是在正月初一这天，丰臣秀吉宣布：命宇喜多秀家和毛利秀元分别为左右两路总大将，再次出兵朝鲜。同时，调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飞速赶往名护屋。他俩从名护屋出发离开日本的日子是正月十三日。
加藤清正于正月十四修复了竹岛的旧垒，接着让留在釜山的守备队占领了机张，进而攻克梁山，进入西生浦。
秀吉得到这一消息后，才开始让留在日本国内的大名们修筑、改建伏见城；而小西行长于二月初一修复釜山的旧兵营，着手长期占领的准备。由此可见，这一回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是好好地体会了秀吉的本意才来到朝鲜的。
二月二十一，秀吉决定了出征军队的部署，开始进行动员。这一部署同以前向小西行长透露过的没什么太大变动。而彼时沈惟敬回到京师，向朱翊钧奏报秀吉高兴地拜受了封号和冠冕时，日军在朝鲜南部的阵营其实已经重新得到了巩固。
这次，秀吉并没有上次那样先大张旗鼓地号召渡海。他反而公开宣称，说要以精神饱满的姿态去醍醐观赏樱花。
可这次，庆长二年的醍醐赏花，并不像历史上那样的有名。在这前一年的赏花时节，日本长期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的企图尚在进行当中，但并没有真正派兵。
当然，他们此刻恐怕没有料到，这场战役后来会再次由于明军的出击变成了一系列的战败，直到蔚山苦战。
然而，历史上着名的赏花本是庆长三年的事。那么，太阁为什么把渡海作战拖延了整整一年，直至庆长三年才发动呢？
毋庸置疑，是以健康上的原因为明面上的理由而受到了五位奉行或宫廷的反对。而在此其间，秀吉的内心其实无比苦闷。
然而他的本意在国内无人知晓，因为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在这一年里悄悄去了朝鲜两次，他们一来加固还在日本手中的地区各种防御工事，二来也是就地研究这再一次征伐要如何进行。
总之，秀吉有些话没法对身边人说，尤其是他心里最大的冲动——亲自指挥日军对朝鲜乃至对大明的作战！
如果说还有人事先知道的话，那这个人就只能是住在大坂城西丸的北政所夫人了。
不过，她即使发觉，也绝不会对别人说的，因为她深知秀吉的性格和人生经历。仅此一点，北政所就知道自己平时该如何做好这个正室：只要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后顾之忧，那就不妨积极赞成秀吉的主意，并主动协助他——因为反正也很难劝他改变主意。
无论如何，如果当时加藤清正或小西行长在场，并一起参与制定这次赏花计划的话，他们恐怕会失声痛哭。
因为他俩应该会知道，庆长三年三月十五日举行的赏花，将是铭刻在丰臣太阁一生记忆之中、同他所眷恋的日本诀别的一次宴会，甚至可以说是丰臣太阁活着时的葬礼。
这时，太阁命令右军总大将毛利秀元为自己渡海建造的“御座船”已经完工。在文禄之战中，建造御座船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战略上的命令，而庆长之战时作用则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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