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沉吟起来，没有立刻回答什么，但刘平知道只要他没拒绝，那就先不必太着急。刘平认识高务实已经二十好几年了，他知道以高阁老的一贯做派来看，这时候一定是在想办法。
刘平也不敢催促，以免打断了高阁老的思路，只能屏息凝神等待着。
高务实这边的确在想办法。如刘平了解他一般，他也很了解朱翊钧，这位皇帝陛下本质上也是个倔脾气，没有决定下来的事可能还好劝，可一旦他已经有所决定，要想改变就比较困难了。
高务实现在的判断是朱翊钧对海贸利润的眼馋不会是临时起意，应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他现在提出的皇家舰队计划也应该已经成型，基本上很难直接否决。
为什么很难否决？倒不是因为高务实认为大明皇帝的君权真如后世一些观点所认为的至高至大、无法否决，而是他现在到底要不要以“臣权”硬顶君权。
后世常说明代之君主独裁乃是历代之最，如果要谈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论明代皇权较以往各朝各代之轻重。要与以往比较君权之轻重，则不得不论皇权与各政治力量之关系。
有明一代，由于太祖对功臣之整肃，加上对外戚之防范，故明代政治力量无非三者：皇权、宦权、臣权——臣权除明初与南明外，几乎就是指文官集团之权。
与汉唐所比，宦权于明代始终仅为皇权延伸之产物。何谓延伸也？即是宦官之权，仅来自于君主，且随君主之更换及喜恶而变化，不受君主昏庸幼弱之影响。而其得权之故，也仅为君主欲制衡文官阶层，所寻之代理人。故君主一旦更换，依附于皇权的宦权，也就土崩瓦解。
如天启逝世，依附于天启皇权的魏忠贤及其党羽，也随之崩溃。既宦权为皇权之延伸产物，宦权始终不能影响皇权。至于汉唐所出现的宦官废立君主之事，于有明一代，也不可能发生。故此，宦权于皇权之大小并无任何影响。
如是，明代宦权和皇权并非对立关系，前者只是后者之延伸产物，故以宦权之大，论证皇权之弱，或是以宦权之弱，论证皇权之大，皆不成立。
明代主要政治力量中仅有皇权、宦权、臣权。既然宦权不能影响皇权之强弱，故要论明代之君权大小，只看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消长即可。
自明代之初，太祖废除行一千余年之宰相辅政制度。然则，废相并不代表明代便较前代就走上了君主独裁之路。何也？无非相权与皇权之关系，从来就不是此消彼长之对立关系。
如刘子健先生于《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所述，以相权之膨胀，论君权之弱，或以相权之萎缩，论君权之强横者，皆建基于一项前提：即是皇权与相权之朝廷权力之总和为永恒不变之定量，故相权与君权为此消彼长之敌对关系，而以相权分皇权、乃至制衡皇权之说，也就因应而生。
然则，朝廷之权并非永恒不变。以相权牵制皇权之前提，也就不攻自破。且皇权往往可透过赋予宰相更多的权力，乃至亲手栽培权相，以提高相权及皇权之总和的朝廷权力，待宰相离任，便可将宰相所拥有的朝廷权力，转为自身权力，提高皇权。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有吕颐浩及秦桧两例论证以上观点。
南宋建立之初，军权掌握于大将手中，不愿听朝廷调遣，而高宗之军队也仅为数千人左右。高宗面对如此窘境，其解决方法便是赋予吕颐浩干预大将军中的人事、财政之权。
然宋代宰相本应无干涉军、财、人事之权，吕颐浩获得了比一般宰相更大的权力，若以相权牵制君权论来看，高宗的权力理应因吕颐浩的权力膨胀而随之萎缩。
但事实上，却是高宗得以借此收回大将权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其自身君权。而高宗于南宋建立之初，仅有几千人卫队的窘境也得以解除。故所谓相权牵制君权论，也就不攻自破。甚至可以说，宰相只是君主集权的一种手段。
再以秦桧为例。女真以送还高宗之父的棺材，以及释放其母亲并归还河南地区，作为宋朝贡献岁币及承认自身为金国之附庸的条件。高宗本人乐意接受。
然而朝中反对甚是激烈，加上手握兵权的大将主战，让高宗和议之意愿难以贯彻。而高宗的解决方法，则是将秦桧扶植为权相，即是唯一的宰相。再授以秦桧负责和谈之权，使其余官僚不得插手。
加上秦桧将主战的三大将召回朝中，使其与军队隔离，除了将军队重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更将主战声音的影响力抹去。
这些都使高宗的和谈意愿得以贯彻，并解决了高宗夙夜担忧的将领权重问题，使朝廷权力得以巩固。而在秦桧死后，这些已增长的权力，便转移到高宗手中。
高宗更以打击秦氏家族作为“消除秦桧擅权流毒”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形象以及地位。然秦桧所行之事，实则为高宗之意愿。
由此可见，所谓权相，也不过为皇权集权过程中的代理人，以及君权巩固过后的替罪羊。
再者，相权仍需以皇权作背后支持，虽不能说相权与宦权相同，皆为皇权之延伸附庸，但其仍需要君权之支撑，故所谓相权制约皇权一说，实在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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