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近乎于“民间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一地在隆庆年间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始终办不下来，直到高拱当政、高务实崛起。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转衰，最先就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减少了近两成。
后世红朝建立才几十年，经济规模翻了多少倍？纵然时代不同，发展速度总有区别，可是两相对比，高务实怎么能忍受这种不仅落后而且奇葩的制度！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这种奇葩国情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而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不仅原始而且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这些问题，高务实这些年其实已经分步骤地解决了一小部分。
比如他早年间的《纾驿路疏》，就使得驿站不再具备剥削当地的权力，而变成了自负盈亏的“政府招待所”，从“机关单位”变成了“事业单位”，同时过往官员也不能任意剥削他们，沿途所用都必须开具“报账单”，到任报销。
清丈田亩是第二件事，与这件事挂钩的还有怂恿皇帝“变卖皇庄”，将京师附近原先大量的皇庄尽可能地转卖给原本的皇庄佃户，为此高务实还贴心地给皇帝搞出了最长三十年还贷赎买等手段。
但仅仅皇庄还不够，高务实又忽悠京中勋贵纷纷加入北洋海贸同盟，以从事海贸事业那骇人听闻的投资回报率来引诱勋贵们投资海贸，继而将自家原先雷打不动的田产变卖，“轻装上阵”去海里捞钱。
这其实也是高务实苦心孤诣为了解放生产资料给寻常百姓，让他们至少能有个基本的收入来源或者生存基础而做的。但这个工作同样没有做完，最起码……南方的勋贵上他高某人贼船的还比较少，更不要说官员们了。
当然，如今官员们也有不少悄悄入股北洋海贸同盟的，不过这里头高务实还玩了个小花样：这些官员们因为不敢和勋贵们一样明目张胆的入股，因此他们入股只享有分红权，其股份本应该带来的表决权等一系列权益，都白纸黑字地转让给高务实代行了。
其实这个年代的官员们对此还真不怎么在意，又或者他们下意识里也认为自己在做生意这块和高务实没得比，与其自己去操心这些不熟悉的事务，还不如直接丢给高财神。
第三件事则是京营的分割，这事儿可不仅是为了解决京营毫无战斗力的问题，它同样也是解决财政问题：打仗的好好打仗，赚钱的好好赚钱，由赚钱的去养打仗的，同时朝廷丢掉了京营这个原本每年需要拨款数十万两的大包袱。
不过高务实心里清楚，这个制度的有效性仅限于他本人还在朝廷的时候。一旦他高某人离开朝廷，不管是去职还是去世，这个制度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失效：赚钱的绝对不乐意“平白无故”地养着打仗的。
他高务实在，赚钱的不敢不养打仗的，因为这些人最赚钱的部分控制在京华手里，控制在他高务实手里。要是哪天他高务实撒手不管这茬了，这些勋贵们还不得赶紧找各种借口推掉这笔“额外开支”？
你要说借口不好找？开玩笑，那可太好找了：我生产建设兵团亏损了，我养不起你们！
怎么样？只要好好做个假账，连皇帝都只能干瞪眼。
所以京营改制这一块，实际上高务实并没有干完，他还有其他的大招没放——当然，这和他离任太快有很大关系，倒不是故意只做一半却留个后门的。
等到了《取用疏》上奏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高务实的财政改革走进了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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