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堪合辽北战功确定赏格这件事，本身倒是没什么不对。从捷报传来到现在，也有几天时间了，要不是被南察的异动耽搁，其实这事前两天就应该开始行动，现在已经算是被意外推迟而晚点了。
不过皇帝这道口谕来的时间如此赶巧，这就难免有些耐人寻味：外廷正热闹呢，心学派、实学派两方的言官一南一北，你先唱罢我登台，正开始打起口水仗。
这个时候大家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分属心学、实学两派的官员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加入战团；中立派的官员兴致勃勃，瓜子花生小板凳，准备又看一场好戏。
谁知道这种时候皇帝却只当没看见外廷的热闹，反而把确定辽北战功和赏格的事提出来，根本不搭理外廷这一茬，自说自话忙自己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皇上是在逃避什么，亦或者暗示什么吗？
逃避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双方虽然都已经有所行动，但毕竟还没有重量级大臣表态。皇帝如果真想早些将这些声音压下去，哪怕不等海瑞的自辩疏也是可以的，只需要一道圣旨下来，把前尘往事朝先帝身上一推，说自己不敢质疑先帝的圣断就好。此时外廷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也只好闭嘴。
既然不是逃避，那很可能就是暗示。能暗示什么呢？众人觉得皇帝多半是想表达一种态度，即朕现在不想看到这些扯皮的事，朕的心思在边疆。
这个思路说得过去，皇帝近几年的关注点几乎从来没有变化，一直都在察哈尔。西北之乱也好，叶赫河之战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察哈尔才出现的。
再推及国内证据，仅从皇上最亲密的伴读高务实的调动，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高务实自南方北归打赢漠南之战以后，历任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辽东巡抚、兵部左侍郎、户部尚书，每一任都与察哈尔脱不开干系。
皇帝显然不会把他最信任和重用的臣子放在毫无意义的闲职之上，既然高务实北归之后历任职务皆与察哈尔有关，这便足以说明皇帝的目光聚焦在察哈尔，从未发生改变。
此时，聪明的人已经恍然大悟：南察或者说本次丁亥京察是因何而起？
因为皇帝要转移百官对于正国本一事的关注，所以才立刻把被西北之战给拖延了数月的京察临时祭出。
换言之，京察本身对于皇帝来说并不一定多么重要，它只是对百官很重要，皇帝却未必十分重视。
既然如此，指望皇帝因为京察而忽视他最关注的察哈尔，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他还会竭力避免百官在这件事上牵扯太多精力，让他备战察哈尔的计划遭到怠慢。因此到了现在这一步，皇帝才会想方设法把京察的热度淡化降低，把辽北之战的赏赐摆上台面。
至此，这些聪明人便明白过来了：心学派对于南察反应如此之大，可见海瑞一定是抓住了他们某些痛脚，那么此时此刻，包括王锡爵在内的心学派官员肯定无法像京察之前那样清闲，竭力鼓吹什么早正国本。
“正国本”这件很惹皇帝烦心的事，已经被高务实的建议所化解，因此皇帝又要把朝廷的关注重点转回察哈尔去了。这便是皇帝的真实用意。
不过，大明的官员历来不是很听招呼，哪怕严嵩当权的时期，反对严党的官员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敢于大骂皇帝的官员存在——如海瑞便是其中典型。
在这样的风气下，尤其京察又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切身利益，想要他们不理京察而关注察哈尔，似乎……也不太现实。
就像王锡爵现在的尴尬一样，引爆风潮不难，难的是结束风潮。皇帝提出京察，把百官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不再逼着皇帝册封太子，如今目的达到之后想要让他们收回目光，转而投向察哈尔，这显然也很难。
虽说这些聪明人都懂得“看破不说破”的道理，但现实中总有些难以控制的情况，比如同僚好友一时没能领悟皇帝的动机，此时你很难忍住不指点他一二。因此这么一来，一传二二传三，到了最后大伙儿都明白过来，原来当前的形式都不过是皇上在操弄。
到底是御极十五载的九五至尊，不是当初懵懵懂懂的小皇帝了。虽说用丁亥京察转移正国本的视线多半是出自高务实的手笔，但现在高务实自己还陷在“南北之争”中出不来，皇帝便已经用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态度引导事态发展，可见今上真的长大了。
不过大伙儿转头一想，似乎又不由得心生疑虑：高务实作为提出这一手策略之人，真的是陷在里头出不来了么？似乎也不太合理。
既然聪明人能想到这一点，聪明如申时行、王锡爵，显然也早已明悟过来。
就在皇帝口谕下达的当天晚上，王锡爵便悄然造访了申大学士府拜访申元辅。
申时行似乎这几日精神不佳，与王锡爵见面的时候，家中仆人端上来的是两杯参茶，浓郁的参香让人一闻就清醒了不少。
王锡爵却忍不住苦笑，有些歉然地道：“让元辅操心了，锡爵甚是不安。”
申时行的眼泡略微有些浮肿，看起来状态的确萎靡，但他的态度依然如故，平静地摆了摆手，摇头道：“身在直庐，哪有一日不操心的，高求真早年有句话说得挺好，‘既有地位尊崇，莫嫌责任重大’。我为首辅，天下之事皆要审视，即便没有今次之事，也清闲不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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