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地球报》均对此进行了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用英文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一书，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
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并以日本为基地，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在中国推行立宪，并且反对慈禧，力主由光绪亲政，主持改良。
其实在康有为、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当代圣人，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从此两派分道扬镳。
但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不仅以圣人自居，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招兵讨贼勤王。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
两人来到日本之后，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并且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而且康、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妙笔生花，文章的条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语有据，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确实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但却文理不足，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甚致压倒了兴中会。
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中国维新会”又称“保皇会”，并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一时声势颇为浩大。
不过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声望大跌，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的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进行痛快淋漓驳斥，从此双方在报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颇为类似现代网络中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从大势来看，是革命者开始扭转颓势，维新派则每况愈下。
从表面上看，革命者和维新派的论战是主义、观念之争，但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取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侨，毕竟这时两派在国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基础了，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因此双方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夏思痛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日本，当然对夏思痛来说，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张对路，而且华东政府也是这样的主张，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阵营，并且和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识。
而且夏思痛为人豪爽、见多识广，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华东政府的代表，更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日本与中国接近，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国的信息资料，因此华东政府的不少资料消息都传到了日本，相比于南洋，在日本的华人对华东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不少人也对华东政府很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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