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古代的行会组织，战斗力不如西方同行，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
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都是一神教，信仰上帝或者其他神灵。中国行会各行各业信仰是不同的，养蚕的，拜的是嫘祖，贩绸的拜的是张骞，唱戏的，拜的是唐明皇，青楼的，拜的是管仲，酿酒的，拜杜康，做木工，拜鲁班。
这些不同的行业神信仰，让各行各业很难团结在一起，形成城市公社。
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压力就凝聚不起来。要说共同信仰，那还是有的。所有人都拜孔子，但凡家里有读书人的，谁不去孔庙烧香，谁不去拜文昌帝君。另外佛教信仰也很普及，佛寺的香火旺盛，大和尚们肥头大耳，富态的不行，他们广有田产，还房贷收息，每一座佛寺都是当地一股强大的金融力量。
这些宗教组织本身的凝聚力也不强，不可能指望大地主孔家带头跟皇帝对抗，不能指望那些天师从山上下来造反，更不能指望一个个在寺庙里杀猪的僧人，能鼓动多少信徒。
其实主要还是世俗化太厉害，和尚庙、尼姑庵藏污纳垢，孔府豪门巧取豪夺，宗教性组织自身就没什么纪律性和战斗力。老百姓信仰复杂，今天拜了佛爷，没显灵，回头骂骂咧咧的就去投了道门。
可是统一的宗教真的就是凝聚力的源泉吗？
这恐怕不见得，西域的宗教倒是很统一，耶律大石还不是称霸这里。
相比城市的松散分裂，乡村宗族的战斗力就很强。每一次农民起义，如果能吸引到这些豪族参加，规模会呈几何倍扩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乡村宗族的战斗力强，是因为他们都拜同一个祖宗吗？
其实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一个旗帜，团结起来的理由而已。真正让人拼命的，永远都是生存的压力。
西方城市公社战斗力强，是因为市民阶层完全跟社会其他阶层脱节，大量城市市民的来源，不是商人就是逃入城市的农奴。城市为什么跟贵族战斗，是因为贵族限制了城市的生存。城市在贵族的领地上兴建，从集市到城镇再到城市，他们跟贵族之间，是隶属关系。有的城市归属好几个贵族统治，因为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也是各种贵族领地的交汇之处，一个三岔河口可以形成一个城市，而三岔河口可能是三个贵族领地交汇之处。
传统封建法律规定，领地内的民众有为贵族服劳役的义务，因此有的城市居民，需要为好几个贵族服劳役，如果真的去做了，城市就无法正常运作。说起来城市跟贵族的斗争，实际上还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有的城市选择了武力抗争，抱团取暖。有的城市选择了花钱买平安。
在中国同样如此，不过中国城市的解放，不是城市斗争的结果，还没来得及斗争，王安石变法就把劳役制度给改了。变法以前，中国也有劳役制，王安石允许百姓花钱雇人代役，这其实就解放了城市阶层。
欧洲城市跟贵族的对抗，还体现在贡金方面，贵族当然是希望贡金越多越好，城市则希望贡金越少越好。这时代的贵族，一个个多是武夫，没什么文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贵族拥有浓烈的轻视文化的风气，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所以他们才长期被宗教阶层压制。文艺复兴之后，贵族开始崇尚文化，所以贵族也加入了对抗宗教的行列。
在中国自然也存在着商人对于税赋的不满情绪，可中国的政权太强，商人们要对抗的是一个中央皇权，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赋税太重，宁可不经商了，也不可能反抗。方腊算是带着商人性质的起义者，借助了宋徽宗巧取豪夺，把江南压榨的民不聊生的大背景，方腊起义还是轻易被镇压了。
宋朝工商业发达，都没能酝酿起城市对封建王朝的反抗力量，到了明清时期，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商人连反抗税收的动机都没有了，因为明清时期的商税太轻，主要负担是压在农民头上的。
欧洲此时的城市运动方兴未艾，而且因为水力设备的传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中国水力机器，其实原理并不复杂。有些机器在中西方早就出现了千年之久，比如古罗马时代和中国的汉朝，都有明文记录的水力冲锤，而且都是用来锤谷物，用来给谷物脱壳。这种冲锤，在原理上，跟水力锻锤没什么区别。随着矿业的发展，这些冲锤自然而然的被用来捶打矿石，接着用来锻铁。
欧洲人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对于锻锤的需求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的冶炼技术相对落后，主要是块炼法，将酷爱铁在高温下还原为熟铁，含有大量的杂质，必须通过千锤百炼来去除杂质。中国冶铁技术不断进步，而且很早就开始使用高炉，又发明了炒炼、灌钢等技术，高炉炼铁杂质更少，炒炼、灌钢又进一步减少了杂质，如果用来做农具，实际上基本上不需要进行密集的锻打，只有加工武器，生产兵刃和铠甲，才需要进行冷锻。
冷锻技术，中原人是从西夏学来的，西夏人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西夏没有记载，但极有可能是从西域传来的，西域城邦城市也不太可能诞生这种技术，又可能是从更西方传来的，可欧洲人很晚才学会，因此这种技术的源头，很可能来自两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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