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南宫尚书台，元月初八日。
正月十五后才举行新年大朝会，现在尚书台只有寥寥数人当值，处理一些零碎公务。
这里暂时沦为一个誊抄、发布策令的机构，目前有四个单位能向尚书台传达命令。
经过相关专管尚书、尚书郎审核无误后，就会连同尚书令黄权一同签署，允许颁布。
目前录尚书台事的是诸葛亮、关羽，算上刘备，这是最为稳固的三个决策发令核心；第四个核心是六侍中。
随着田信、廖立返回江都，算上关兴、李严，六侍中团队终于在江都聚齐四人，张苞、马良在江夏，勉强能聚在一起，执行廷议功能。
可马良、张苞迟迟未能回归江都，六侍中无法聚首碰面，也就无法当面针对时事、政事变动进行议论、探讨。
自然地，廷议不能合法举行，田信也就无从发表政见。
六侍中廷议制度本是刘备遇刺的临时举措，可以视为丞相府、大将军府联合摄政的补充。
现在田信一回江都，针对北府、麦城的许多弹劾就突然密集起来，让尚书台里的工作顿时为难起来。
作为最高的政令发布机构，清晰感受到一种政出多头的难堪、窘迫。
黄权与轮值的尚书邓芝一同喝茶，邓芝带来的是今早田信处理、批示的奏疏处理意见……算起来田信处于越权、未越权的模糊地带，他单独一个人没资格向尚书台发表公文处理意见。
可现在这些奏疏副本后面有北府护军、侍中廖立的签字，廖立在江都跑了一圈，李严、关兴也先后签字，所以这不单单是田信一人的看法，而是六侍中团队的集体看法。
至于未能表态的马良、张苞，则属于被代表了。
黄权饮用碧绿色茶汤，审阅这几封公文……针对不合理的乱命，尚书台是可以暂时扣着不颁布。
皇帝的命令都能压住、拖延，更别说其他人的意见。
只是做事情的始终是人，规矩是规矩，程序是程序，这些都得让人来执行。
比如邓芝，肯定倾向于关羽、田信，在田信与关羽之间，邓芝很可能倾向于田信；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蒋琬，蒋琬是倾向于丞相府的。
审核几份处理意见，只有直百钱相关的意见值得重视，其他都可以忽略，不做处理。
别说田信的处理意见，关羽这里的处理意见也可能被忽视，官员上奏之事，也能忽视处理。
黄权拿起关于审核、督查荆州铸币工坊的意见，问：“伯苗，民间诟病直百钱一事可有听闻？”
“略有所知，益州所造每钱有铜四铢，元年所铸每钱约有三铢，二年八月前后所铸之币，含铜仅仅过半。”
邓芝口吻严肃，眉目间满是慎重：“直百钱与五铢钱等重，今所造直百钱含铜愈少，以至于质脆不堪用。江都金市众人议论，皆有效仿魏逆，以钱粮为货币之意。或有言论，欲使朝廷刊印粮票，以粮票做币。”
货币关系经济稳定、流通，这始终是一个没人愿意去正面面对的问题。
面对货币铸造问题，江东方面直接不要脸了，把头埋在沙子里；北方曹丕多少还想挣扎一下，取消劣质五铢钱流通，以布帛为货币，现在又在捣鼓粮票兑取。
原本没人面对的问题，因为吕乂要麦城正常缴税，就被田信揭发出来。
民间原本可以压制的不满情绪，就会因此引爆，尚书台必须正面回应此事，想办法挽回直百钱的信用。
民间就这样，哪怕江东、魏国的经济彻底烂了，可大汉士民工商依旧有表达不满情绪的动力。
不可能因为对方更烂，就容忍己方铸币底线一再下跌。
可铸币坊也有他们的难处，北伐大胜，犒劳高层将校功勋要拿出官位来，高老中低层只能用钱币、布匹。
汉口之败，急需要各种抚恤，又加剧了财政支出。
朝堂之上对货币之事采取忽视态度，任由司金中郎将去捣腾。民间的怨言始终流传于民间，不以文字见于庙堂，那肯定就是子虚乌有，不一定存在的事情。
难道怪田信揭发这个问题？就不怪吕乂先动手要核查麦城税金？
问题已经引发，可怎么处理呢？
黄权履历丰富见识广博，自然清楚铸币质量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开支。
战争耗费越大，铸币的铜含量就会不断下降。
现在所铸钱币含铜量已经接近最低点，再低的话，钱币会很脆，掉在地上也能摔碎。
可如果还要降低含铜量，那只能从钱币的形制上缩水，将好端端一个外圆内方的钱币，铸成一个环。
就是环，钥匙环、戒指一样的东西，可能连‘直百五铢’四个字都无法承载。
思前想后，黄权忍不住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只觉得田信回江都，仿佛滚滚黑云压城，让人喘不过气来，随时可能有雷霆暴雨降下，让所有人处于惊慌之中。
不说茶业，光是一个麦城织机，极大的恢复、推动了邓国、南阳的生产力。
以至于汉军此时已经不缺冬夏两季布料用度，民间也有大量细麻、粗麻布流通，极大缓解了其他各郡的百姓税租压力。
来自江都尹、邓国、南阳的布，以以物易物的方式充实了市场，让其他郡县的百姓在缴纳税租时，家里有囤积的布来缴税，不需要去借高利贷，也不需要去换高价布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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