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炜这些年来思考了很多关于大明帝国发展的事情。他并不是什么天才，事实上除了理财和机械方面稍强一些，本质上他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尽管他很努力，对于治国有一些模糊的、不知道对错的粗浅概念，而这显然是不够的。
实事求是的讲，这些年来，朱厚炜的治国理念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毕竟他上辈子只管理过企业，连个镇长都没当过。也没有一本穿越者指南告诉他如何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加强学习和借鉴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小心翼翼的走好每一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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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三年十一月初八，齐王朱厚炜作为监国，在内阁首辅李东阳、次辅焦芳的陪同下，他代表皇帝出席今天这里正在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祭孔大典。今天北京的孔庙钟鼓齐鸣，乐舞升平，仪仗威严，整个仪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这里的仪式结束后，齐王和各位大臣还将视察大明帝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在首辅李东阳的提议下，齐王将作一次关于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演讲。
朱厚炜之所以答应在国子监演讲，第一是为新学正名，要让世人知道，新学不是异端，而是儒家思想的进步；第二是收天下士子之心，表明自己尊孔敬儒的态度，之前的动作并非是要打压儒学；第三就是重新打造国子监，引入新的教学机制，把国子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就像后世的清华和北大。
来到这个时代时间越长，与这个时代的人打交道越多，朱厚炜真正的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同，对中华文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绝不是后世学习历史书能够体会到的。一句话概括，五千年文明璀璨，三千年诗礼传承，两千年儒术独尊，虽经历无数王朝更替，中华文明却从未断流，这与我们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咱们华夏与世界各大主流宗教文化虔诚朝拜虚无缥缈的神灵不同，几千年来，各朝各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朝拜的是实实在在滋养自己思想的文化先圣。朱厚炜以为：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
巳时过后，庄严肃穆的祭孔典礼结束了。在司礼太监的引导下，齐王率百官步行来到了孔庙旁边的国子监。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着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东西两侧有四厅六堂，构成传统的对称格局。
北京的国子监是在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京后改定的元大都国子监，从这时候开始，于是明代国学便有南北两监之分。国子监的教职设有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等，由“当代学行卓异之名儒”充当。
学生称为“监生”或“太学生”。国子监目前的学生来源大致有贡监、举监、荫监和例监的区别。贡监是由地方府、州、县儒学按计划年选送在学生员贡国子监的学生；举监是会试落第举人直接入监的读书者；荫监是以荫袭而入监的国子监学生；例监是捐资财入监读书者。
按出身看，国子监学生又有民生和官生之分。民生是国子监出身庶民的学生，而官生则是国子监学生中以恩荫入监的品官子弟。总之，进入国子监由于资格、来源的不同，虽然都是国子监学生，称谓却很不相同。
大明的国子监学生洪武末年增加至八千多名，至永乐二十二年已增加至九千九百多名，当年可谓盛极一时。到了景泰、弘治年间，由于学***惰”，教师“失职”，课业乃废。景泰时期，甚至出现了用钱买国子监入学资格的“例监”现象，与明代初期太学相比，已是有名无实。目前北京国子监里的学生只剩下了一千余人。
洪武年间，朝廷就有规定，读书人必须入国学者才可当官，不入者不能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必须由学校出身，即所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不必由科举。古代为了培养封建社会的“文武之才”，使国子监学生“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历代都规定“五经”或“四书”作为国子监的主要教材。大明也不例外。
北京国子监具体对学生课以名体达用之学，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课程以《易》《诗》《书》《春秋》《礼》等经典为专业教材，人习一经；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普通基础课。此外，还涉及《御制大诰》《大明律令》等时政文献。生员还要学习书法。
明初的时候，朝廷对国子监的管理很严格，颁行了各种管理制度，包括考试升降制度、历练政事制度和放假制度等。国子监监生可以在监内寄宿，而且还发给灯火，供给膳食，享有免役的权利。不过现在的国子监，很多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落实不到位。差不多沦落成一个专门的考试机构了。
齐王朱厚炜来到国子监后，国子监的新任祭酒以及教职员工已经在大门口恭候。朱厚炜当场宣布朝廷将投入大笔资金恢复国子监的规模，明年将招收五千名学生入国子监学习，顿时引起在场的人一片欢呼。同时朱厚炜还宣布，国子监的办学模式将有所改变，将采用登莱行政学院模式进行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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