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贯太郎的府邸中，与宴会厅一墙之隔的走廊无比安静，厚重的门板将所有嘈杂和音乐声挡在了门外。
充满西方风格的墙壁上，每隔几米一盏的壁灯发出淡淡的光线，明暗交错间将暗红色的地毯映照的分外诡异。
这时，走廊尽头的“T”字形路口经过了两个警卫，其中一人站在原地抬起手电筒照了照，确定没有异常后继续向前巡逻。
过了十多秒钟，走廊天花板的横梁处跳下一人，此人落地后顺势向前翻滚了两圈，卸去了从高处下落带来的冲击力。
厚实的地毯吸收了对方发出的动静，暗淡的灯光下，人影缓缓抬起头露出了面部，正是刚刚宴会厅内的佐尔格。
谁也想不到，一个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竟然拥有如此高超的身手，与参谋本部二部的精锐特工相比也毫不逊色。
更没人知道，远在几千公里外的民国山城，一份关于佐尔格的情报正静静躺在罗家湾29号军统总部副局长办公室的保险箱内。
理查·佐尔格。
18┴95年出生在沙俄的外高加索的巴库，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18┴98年，全家返回柏林。
1914年，欧战爆发不久，19岁的佐尔格志愿入伍，加入德军炮兵部队，两年后在西线作战时身负重伤。
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佐尔格行踪不定，曾在法兰克福定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认识了不少工商业人士，也建立了不少有用的人脉。
随后，他便彻底在德国境内消失，不过1928年他突然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右┴派书籍，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
1929年，佐尔格加入了某胡子的组织并取得了德国护┴照，还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
在此之后，佐尔格来到民国，先后到过沪上、东北，在这两个地方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深入了解了民国的情况。
1933年，他在华盛顿拜见日本驻美国大使，从对方手中获得了觐见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的介绍信，准备进入日本。
也就是那年，佐尔格抵达横滨开始了记者生涯，他经常发表跟地┴下党有关的文章，逐渐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地┴下党问题专家。
而随着日德关系越来越近，出于拉拢的原因，不少日本上层人物与其成为了朋友，使得他能够接触日本军政方面的重要情报。
这是佐尔格明面上的经历，军统保险柜里的资料也到此为止，看上去就是个在日本有些许人脉的记者和作家。
但实际上，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就已经是负责军事情报的红俄总┴参第四局成员，直接接受第四局局长，红俄传奇情报专家别尔津的指挥。
他的具体任务是在日本组建情报网，自从20年代日本干涉红俄隔命、容留白俄余孽起，红俄便把日本当作是东方最危险的敌人。
加上两国的历史恩怨，摸清日本决策层的动向，就成了红俄情报机关的重要任务，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不只是民国人知道。
入职前，佐尔格接受了为期数年的秘密渗透、无线电侦收、密码破译、行动技术等方面训练，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第四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与NK┴VD齐名的红俄情报机构——格鲁乌，座右铭是“只有星星够不着”。
跟NK┴VD不同，格鲁乌很擅长利用行动获取情报，作风更加“暴力”，执行的也都是敌后任务，所以佐尔格有如此身手非常正常。
视线回到东京，佐尔格半蹲在地上，侧耳听了听两名警卫离去的方向，片刻后起身理了理衣领，镇定自若地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脑中快速回忆着铃木府邸的内部结构，脚下不停走上一座楼梯，以最快速度朝着位于二楼的铃木贯太郎书房前进。
作为天蝗的亲信，曾经的联合舰队司令官，铃木贯太郎有渠道接触日本军方的绝密文件，那就是他和尾崎今天来此的目的。
自从在西园寺公二处得知日本高层已经知道朱可夫成为第57军军长，并因此改变远东日军部署后，他们就一直在找机会获取日方作战计划。
但这种级别的战略情报，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佐尔格这几年虽然也发展了一些情报员，但这些人的地位太低，努力了许久依然一无所获。
至于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比如近卫文弥，根本不会透露如此重要的情报，利用宴会搜索铃木贯太郎的书房便成了唯一的机会。
由于此时铃木家族的仆人多在宴会厅为宾客服┴务，其它地方少有人员走动，佐尔格躲过几波漫不经心的警卫，顺利来到了一扇装饰精美的木门前。
他身┴体紧紧贴着大门，张开手臂沿着门框摸索了一圈，确保没有任何安全记号后警惕地看了看左右两侧，从衣袖处抽出了两根金属针。
或许是因为对警卫的信心，或许是认为不会有小偷敢到铃木家族偷┴窃，铃木贯太郎的办公室房门上只有一把弹子锁。
这种锁的安全性很低，只要固定好锁眼，再用工具改变内部的弹子的长度，直到长短不一的弹子全部对齐后即可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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