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短短数日，驻扎于睢阳一线的灌婴大军，便已经探知到了齐王及其麾下叛军的去向。
——荥阳！
或者说，敖仓。
敖仓的建立，实际上得追溯到战国之时，秦还未统一天下的时候。
经过商君变法之后，秦一扫羸弱，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发展成为了齐名齐楚，甚至能比拟赵国的军事大国。
强盛之斯，且仍在大踏步向前发展的秦国，自是让关东六国如坐针毡；尤其是在秦-赵长平一战之后，整个神州大地，都为那支从关中东出，身披玄甲的部队，冠上了‘虎狼’之名。
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对于秦的日益强盛，关东六国都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恰处于函谷关外，拦在秦军东出之路的三晋，自然是因‘近攻’而对秦抱有敌意；而东北向的燕、东方的齐、东南方向的荆楚，则是以‘远交’之故，与秦交好。
先是秦惠文王时，面对合纵抗秦的关东五国，秦相张仪凭借其‘连横’之策，首先将齐国拉入了秦阵营的怀抱。
而后，随着秦赵之间的战斗愈发激烈，与秦‘隔赵相望’，且与赵之间时代积怨的燕国，也逐渐倒向秦国的阵营。
至于楚，则是被屈、景、昭三家彻底玩儿烂，自己走向腐朽和灭亡。
最后，始皇帝嬴政继秦王位，秦东出之势愈烈；首先遭殃的，就是拦在甘谷关外的韩、赵、魏三国。
战国末期，赵国的综合实力基本都处于前列，对秦频繁东出，并没有感到什么危机感。
而作为战国末最弱的两国，韩、魏无疑是惊恐无以附加，唯恐哪天一觉醒来，秦虎狼之师便已至都城。
二者之间，魏凭借其都城大梁之坚固，勉强达成了‘臣服于秦’，从而换取了短暂的安宁。
战国时期的魏国，也因其都城名为‘大梁’，故在汉室改称为了梁国。
而作为关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韩国，面对秦百万雄师时，终是只能另想它策。
当时，摆在韩惠王面前的，是两个选择。
其一，接纳公子韩非‘变法图强’之策，从根源上解决韩国综合实力羸弱的问题。
但韩惠王却因变法耗时过久，且费时费力为由，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以水工郑国之策，诱秦于关中大兴水利，从而达成疲秦、弱秦，减缓秦国东出趋势的目的。
面对这个陷阱，时任秦王嬴政、秦相吕不韦，都是义无反顾的跳了下去。
自此，秦近十余年无力东出，使韩、魏等国得到了宝贵的踹息时间。
但韩国这个短视的计谋，最终却为秦荡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事业，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充实的粮食补给。
经历近十年的修造，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秦国硬生生将那条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水利工程修造完毕。
而那条长达三百余里的主渠，也因建造者郑国之功，被秦始皇命名为：郑国渠。
一条宽不过几十米，长不过一百多公里的水渠，在后世人看来只是一条‘县乡’乃至于‘村’级的工程，就连水利一词都沾不上边。
但在那个科技、技术落后，资源仍旧匮乏的时代，一条这样的渠道，却足以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这就像后世，某个国家为了让邻国没空侵略自己，就诱惑其研究蘑菇···
邻国疲弱是疲弱了，但蘑菇研究出来的那一天，这个国家就可以洗洗睡了。
郑国渠通，本就肥沃的关中大地产出更甚不说，还瞬间多出了数十万亩良田；恰逢此时，关东列国又开始学起楚国的屈、景、昭三家，纷纷加剧了对平民阶级的剥削。
在压迫最严重的楚国，甚至出现了百姓耕作一年，结果收获的粮食，还不够缴纳税赋的情况！
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灭六国者，非秦也；乃六国自身也。
一边是穷凶极恶，恨不得将农税提到‘田亩产出的百分之一百二’的关东列国；另一边是‘求贤若渴’，准备好田亩土地乃至于房屋，恨不得跪着求关东百姓入关中安家的秦国。
‘用脚投票’一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或许就是此时。
无数百姓抛家舍业，不惜放弃在故土那点可怜的基业，举家迁入关中，以为秦民。
郑国渠通，土地肥沃，新多出的田亩也有人耕种；秦国大约两成的农税，一年所得几乎能与六国农产之和相媲美！
到这里，秦统一天下之势，实际上已不可阻挡。
有了富足的粮米，东出灭国，就被已加冠亲政的秦王嬴政提上了日程。
先灭韩，后亡赵；待魏王假面缚衔璧，献魏国域堪于秦将王贲之手时，三晋之地，已尽落于秦国之手。
‘近攻’的三家扫灭，剩下三家‘远交’的国家，也就被秦列入了征讨名单之内。
三晋之地正于函谷关外，粮草运输并不算吃力——从函谷关一出，基本就是战争前线。
而远在辽东的燕，山东的齐，以及荆地的楚，无一不距函谷数以千里；而秦都咸阳，距离函谷关也不下千里之遥。
若从咸阳往这些地方运粮，粮道太远、运输太吃力不说，沿途损耗也十分庞大。
六国皆在，函谷关还属秦过的‘边界’；三晋一下，函谷关就算是秦国的‘腹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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