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弘预想中‘法令不通’的状况，即便不像张苍所言那般在汉初‘毫无可能’，起码也比后世发生的概率小得多。
而刘弘借着粮食保护价，明晃晃为底层百姓战队的举动，同样不会引起太大的舆论和波澜——归根结底，如今的执政党还是黄老学，并非后世那个为地主阶级站队的儒家。
如今学术对皇帝的要求，也并非是后世那句可笑的‘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而是《尚书·洪范》中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这让刘弘对未来充满期待，以及无穷的斗志！
别说为地主豪强站队的儒家如今式微了，就连地主豪强本身，也还没有发育成型；无论是舆论还是学术，也都还没有将泥腿子开除出‘民’的行列——这样的时间点，刘弘大有可为！
如此说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非但不会引起舆论的抵制，冒出什么‘与民争利’的言论，反而还会对刘弘歌功颂德，赢取相当丰厚的民望。
稳定的粮价，在封建社会又几乎与‘稳定的社会’挂钩；光是‘能让社会长久稳定’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拼着亏光底裤，也要咬牙将粮食保护价政策推出去！
更何况粮食保护价，非但不会造成财政负担，反而还会为中央财政，或者说刘弘地私人小金库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从上帝视角看，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粮食贸易进行垄断；而国家的垄断与民间商贾的垄断所不同的是：国家的出发点永远不会是利益，而是稳定。
与此同时，原本被天下所有粮商赚去的粮食差价，自此将全部落入少府口袋中，哪怕一石只赚五钱，那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如今汉室人口近二千八百万，户二百万；其中还有二十多万户农户的农税，是交给彻侯勋贵的。
另外，关东至少也有50-80万户农户，是不对中央缴纳农税的——诸侯国民，农税上缴诸侯王；而诸侯王只需要将其中三成上缴中央，以为‘贡献’即可。
但粮食保护价，并不会因为你是彻侯封邑的租户，或是诸侯国国民而差别对待——只要你有粮食，卖到少府，少府就收！
只要你有户籍证明自己是汉人，那你想买粮，少府就给你卖！
如今汉室可耕作土地将近二万万亩，年产粮六万万石；只要其中一半能在少府手中过一遭，少府就能从中获利十五万万钱！
汉室去岁的农税收入，也才不过十二万万钱！
少府去岁大体收入：赋，也就八万万钱而已。
至于粮食的储存成本，或许就是将这些粮食暂时放到各地的粮仓，依旧给仓吏发放俸禄——无论粮仓有没有存量，仓吏都是要拿俸禄的。
不严谨的说，粮食专营所产生的储量成本，实际上是几乎没有的；或者说，无论粮食专营与否，各地官仓的维护成本原本就已经存在。
而百姓也将在此事上收益——相较于往年七十钱卖出，九十钱买入的巨大差价，少府区区五钱的差价，绝对在百姓的接受范围之内。
简而言之，粮食保护价，其实就是将粮商从产业链中剔除，有国家来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将粮商原本获利空间的大部分让还给百姓，其余的小部分落入国家之手，用来获取‘微薄’的利润。
——百分之六的利率而已，后世银行的利息也不过如此，在封建时代已经很良心啦~
至于被踢出产业链的粮商对此会不会有意见，则完全不在刘弘考虑范围之内——懂事的，改行卖别的东西去！
不懂事儿的，爷们儿可就起帝陵警告了！
一个陵邑制度，便足以让商人阶级在汉室抬不起头，更枉论影响国家大策了。
粮食保护价政策，在刘弘透露出强烈的对外战略态度之后，毫无疑问的在廷议中三读通过；自此，少府就将多出一个专门负责买卖粮食的部门。
部门的名称，刘弘都已经替田叔想好了：治粟都尉！
光从这个名字，就足以看出刘弘的野心，以及对该部门的期待——原本的历史上，治粟都尉这个官职的首次出现，是在武帝朝。
历史上第一位治粟都尉，大名亦是如雷贯耳——桑弘羊！
《史记·平准书》记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主平准均输事。
刘弘从粮食入手，悄悄设立治粟都尉，便是为将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粮食专营，主要还是以稳定粮价，从而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真正赚钱的，还得是盐铁！
对盐铁专营是否能成行，刘弘抱有十成的把握——原因很简单：在这个《许民弛山泽令》还不存在的时间点，无论是矿山还是海水，理论上都属于刘弘地私人物品！
刘弘开自己的矿制铁，煮自己的海制盐，没人能插得上话；而且盐铁的利润，也还没有被这个时代的人发现，根本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
等将来的治粟都尉能按吨晒出盐，按吨锻出铁时，依旧可以按粮食专营这一套操作——因为更简易的工艺而售价大跌的‘少府产盐铁’，同样会将天下的盐商、铁商逼得走投无路，只能转行。
最终，盐铁也将被国家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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