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掉了5000元的无息贷款，段航夫妇一身轻松，杨锐也是一身轻松。
虽然感觉上有点浪费——这些钱要是全部买了猴票，能买700版，放到30年后，价值一个亿。
不过，要借钱赚这一个亿，心理压力是很重的，相反，先还掉5000元，杨锐再说怎么处理剩下的6000元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趋于理性，这比一次就借6000元还轻松。
一切处理妥当，杨锐方才返回学校，然后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继续他的教学计划。
王国华和曹宝明想要炫耀，都被杨锐给制止了。
于是，学校里虽然有了关于《新概念英语》卖的怎么样的猜测，但因为当事人不说话，猜测还仅止于猜测。
当日投反对票的学生有后悔的，有不相信的，也有漠不关心的。
杨锐都不理他们，先将耽搁的教学训练给补了起来。
作为补习老师，杨锐对于自习时间抓的很紧，每个锐学组学员，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题目，基本上是油印多少题，就要做多少题出来，错题更是反复练习，即使没到题海战术的程度，也是在逐渐靠拢的。
如今的锐学组内成员通常有两种学习方向，一种是确定了某几门是弱项的，就采用诸如背题之类的保本技巧，尽量提高平均分，另一个方向是觉得某几门有潜力，于是采取分类练习配以题海战的手段，尝试拔高。
这些都是后世补习学校用烂了的技巧，但在80年代还是非常管用的。
实际上，以应试为目标的学习，就应该像是黄冈衡水一类的学校，用灭绝人性的纪律，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它。因为应试本身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说要招收23万名学生，多一个也不行，哪怕学的再好，奋斗的再刻苦，但只要全国有23万名学生的分数更高，那所有的学习和奋斗都显的缺乏意义。
对于年龄尚小，心理承受能力差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制度不仅容易令其痛苦，而且与他们多年来接受的认知相冲突。
什么勤能补拙，什么付出了就有回报，什么坚持就是胜利，在高考的白色笼罩下，统统都没有用。
尤其是80年代的高考，从小学开始，一批批的孩子辍学，一批批的孩子放弃，到了高中，仍然要想尽办法从五六百万，七八百万名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二三十万名幸运儿中的一员，继而获得深造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已经不是勤奋的事了。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学生都足够勤奋。所以，学生们除了勤奋，还必须拿出比别人强的地方，才能把握住一次机会。
更聪明的头脑？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学习效率？更好的应试指导？更明智的选择？更好的运气……或者，更厉害的爹娘？
西堡中学没有奇才，也没有能睡着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事实上，这里连一名敢说考入大专的学生都没有。
既然如此，也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应试教育，进而成为体制认可的一员，要么就理所当然的拒绝应试教育，站在体制外的边缘自讨生路。
在大学没有扩招的年代里，这两个选择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中学的校长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学校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在打转，分快慢班，将最好的老师配备给最好的学生，让整个学校的资源为毕业班而服务……
在一个学校最多只有几名学生能考得上大学的年代里，任何一名为学生好的校长，都会做出如此选择。
而被排除在快班以外的学生，也就等于断绝了高考之路。
他们或者明年继续再考，或者就此放弃。
不过，要是问他们是否值得，十有八九都会点头。
最起码，高考给予了学生们，尤其是出身底层的学生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哪怕一个县只有几十人能通过高考，那也意味着每年最少有几十人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些人，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未来的发展比县长的儿子还要好。
要是没有高考，这种事情是普通学生想都不敢想的。
勤奋可不能让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勤奋可不能让被招工、被提干，勤奋甚至连参军当兵的机会都得不到，但一名学生的勤奋若是被高考所认可，那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体制障碍都烟消云散了。
对一名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通过高考，才算是获得了公平竞争的入场券。若是以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说是获得了特权券也不过分。
西堡中学的学生们也许不能十足的理解社会，但他们十足的理解高考。他们见识过高考前一文不名之人，高考之后变成了金童玉女，他们也见识过高考前飞扬跋扈的学生，高考后变成了乡镇小流氓。
别说杨锐是以科学的手段来分配时间，管理作息，他就是用鞭子抽，用木棍揍，也绝不会有学生有怨言。
鲤鱼跳龙门，不摔掉几片鳞，不割除一身的伤，又怎么可能呢。
杨锐将锐学组的70多人狠操了一遍，发觉赶上了进度，才稍微放松，给了他们半天的假期。
回炉班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任由他们回去休息。在锐学组成立以后，回炉班又进行了两次考试，锐学组内的学生成绩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加上杨锐有目的性的利益分享，锐学组几乎就像是独立了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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