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一边听，脑中却在思量着怎么样才能为大唐夺取最大的利益。
朝鲜半岛地理位置并不算是绝佳，地处偏僻，除了长白山也没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但是他却位于大唐的大后方，有着特殊的战略价值。否则的话，隋唐二朝也不会为之劳师动众不顾路途的险恶万里远征了。
现在大唐还有没有远征东北三国的心思，但只要辽东一日在高句丽手上，唐朝与高句丽就必然会有一战。以唐朝的战斗风格，要打就以灭国为第一目的，不去小打小闹。不过高句丽环境恶劣，亦确实不好打。杨广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李世民在后来也曾大举进攻，固然取得了不菲的战果，夺回了辽东，攻取了高句丽十成，破敌数万，最终因为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的原因选择退兵。此役李世民也意识到高句丽环境恶劣，不可力取，改变战术依仗夺来的辽东，以偷袭袭扰疲敌为主，消耗高句丽的实力。最终他的儿子高宗李治凭借李世民弄出的大好局面，依仗苏定方、李世绩的征伐，再借助新罗的力量将高句丽覆灭。
新罗越是需要得到大唐的支持，越是受大唐的摆布，他们的情况越是恶劣，越只能得依赖大唐为大唐所用。
这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高句丽是大唐的敌人，百济与小日本坑壑一气，那就是大唐王朝与秦风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如果新罗有朝一日求上门来，这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该帮忙的还是要出点气力的。
至于倭奴，刘仁轨也将自己之所知全盘道出。
此时的倭奴，正处于崛起的状态。
这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用在任何一个过渡都是不变的真理。
日本从最初的统帅二三十个部落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逝世之后，最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动荡，直至大和国的兴起。大和国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政权。又经过权势的更变，内部的攻伐，朝廷与地方豪强、中央大贵族各个集团间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发生了“盘井之乱”，葛城臣、平群臣、大伴连、物部连这些豪族在斗争中逐一失势。
豪族苏我氏打败了多有的敌对势力笑到了最后，苏我氏的当家苏我马子也因此与日本推古女皇、圣德太子形成了统制日本军政的政治集团。
苏我马子掌兵权，推古女皇、圣德太子掌政权，相互之间配合默契，致使国力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先后五次派使者入隋取经，吸取了汉人的文化行政制度，使得经济文化大幅度上升，已经渐渐的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
现今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先后去世，推古女皇又因年事高，对于许多事情，力不从心，大和国的政权皆落入苏我马子的儿子苏我虾夷之手，权倾朝野。
苏我虾夷为人傲慢，且狂妄，尽管他们只是屁下一点地方，还处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可在苏我虾夷的影响下，他们对于大唐是极其瞧不起的，仅仅通过他们对大唐的蔑称“夷狄远藩”即可看来。
这也就是说，倭奴就算是在未开发未开智的时候，都掩饰不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以及对中原王朝的蔑视。
他们多次派使者入中原学习文化，这中原的各种高尚品德没有学会，学会了中原的夷狄论。
汉人文化极度繁荣，有着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有着举世闻名的政治制度，在汉人辉煌的文化之下，更加衬托出周边异族的茹毛饮血的野蛮，对于这些异族汉人向来视之为夷狄。而日本了解了着夷狄论，以夜郎之心将日本视为世界的中心，衍生了日本中心论。如同翻版“夷夏”观念，除日本国外，其他都是夷狄。在它们内部文书中，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
所以在隋朝时期，当初的圣德太子第一次派遣使者入隋，很霸气在文书中写了“日出之处天子致书，日落之处天子无恙”，直接将身份摆在了大隋朝之上。杨广为了彰显天朝上国的气度，大怒之余，却没有计较日本的无礼，派使者裴世清前往日本回访。根据裴世清所说在见到日本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
实际上便是日本从一开始便没有臣属隋朝的意思，将自己放在与隋朝平等，甚至之上，单方面的从隋朝吸取文化，充实自己，就如兽类一样，只是单方面的索取，却不付出。只是杨广受到了表面现像所蒙蔽，以为日本派使者来是来朝来贺。
此后日本对唐朝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对内对百姓声称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多么多么强大，对唐朝以欺瞒的态度应付。也因如此《旧唐书》中对日本有这么一句记载说日本使者“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只是因为隋唐两朝上下都没有把日本这个“属国”放在心上，才让他们以各种低劣的手法欺瞒过去。
这个安倍进土是苏我虾夷的人还是倭奴皇族的人，就不知而知了，不过，不管是哪方面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于秦风而言。
只要是与倭奴二字沾上边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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