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昌称帝】
董昌最会投机取巧，他借鉴了刘汉宏的经验，积极向朝廷缴纳贡赋，而且是翻倍的缴纳。
每次贡赋都是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锭、越州特产绫缎一万五千匹，或者与之等价的其他贡品，每十天进贡一次；而为了保证贡赋的及时运抵，他特意抽调了一批武装快递小哥，五百人为一组，武装押运，并且纪律严苛：失期，法皆斩。
如此天文数字的钱物，当然要取之于民。董昌用恐怖血腥手段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用人民的血汗满足他的“忠心”。
朝廷被董昌的忠心所感动，褒奖诏书一封接一封地送到（起码是十天一封的频率），董昌的官爵也随之火速达到顶峰：开府仪同三司、封司徒（位列三公）、加宰相衔、封陇西郡王。
董昌对于权力和名誉的追求，几近于变态。
每逢朝廷封赏的诏书送达，他的双眼都会流出贪婪的口水。他按照诏书的字数，给送诏书的报喜使者发放赏钱，一个字赏一匹上等绢。使者只恨白话文普及太晚。
随着官职爵位的提高，董昌也渐渐暴露了本性，抛弃了伪善的面具，变得恣意妄为。
董昌在其治下实行严刑峻法，量刑最轻的也是鞭笞成百上千下，小小的过失也要杀全家（小过辄夷族），刑场上的土地被鲜血浸染成了红色。
如果有人告状打官司，他就命诉讼双方当庭掷骰子，赢了的就胜诉，输了的直接弄死。判案从来不看案卷，不问缘由，俄罗斯轮盘赌。
选拔录用官员的标准也是掷骰子，赢了的升官。
其荒唐如此。
某次，按照他的律法，有五千多人该遭满门抄斩，董昌把他们集合起来，说：“能为我效力的，就免死。”众人争相宣誓效忠。于是董昌把他们收编，高薪厚禄，部队番号是“感恩都”，还把“感恩都”三个字纹在他们的手臂上，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要记着董昌的不杀之恩。
《吴越备史》中对“感恩都”的记载更为血腥残忍，“集无赖之徒，皆断腕劈耳，号曰感恩都”。
总之，横征暴敛，刻薄寡恩，血腥残忍。
据说含冤受死者太多，以至于刑场附近时常在半夜发生灵异事件，如野鬼哭泣。
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使人发狂、发疯，董昌亦不例外。
百姓深受他的荼毒，而他却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贤大德，于是下令给自己建立生祠。
人死后才会建立祠堂，供后人纪念。活着的时候建的祠堂叫“生祠”，通常都是别人为了感恩而建，如陈州赵犨在陈州给朱温建生祠。而给自己建生祠，就太不知羞耻了，不要脸到了极点。
董昌用名贵的香木雕刻了自己的塑像，再用黄金、白玉、丝绸等名贵物料填充于内，做五脏六腑。塑像披着全套的冕服（古代礼服），端坐于祠堂正中，成群的妻妾塑像列在两旁服侍，百倡鼓吹于前，属兵排列于后。
如果把他的生祠埋进土里，就是山寨版的秦始皇陵。
董昌生祠的规格完全按照大禹庙来修建，并且下令：从今以后，凡民间祭神赛会，严禁再去大禹庙，必须去董昌生祠！他认为自己的功德超过了禹王。
有人为董昌生祠献上一匹泥塑的马，每日摆上牛羊等高级别贡品祭祀，还信誓旦旦地说这匹泥马在半夜没人的时候，会流汗、会嘶鸣，这是因为董昌塑像显灵，大吉大利。
于是，奉献泥马的，以及声称见到泥马流汗、听见泥马嘶鸣的人，都得到了董昌的重赏。
那一年正好闹蝗灾，成群的蝗虫飞到董昌的生祠内，大不吉利。董昌命人把蝗虫全都抓起来，丢进湖中淹死，还装模作样地说有自己的神位足以镇住它们，不让它们再作恶。
有门客作死，说了句，“我曾经到吴隐之（东晋名士）的祠堂旅游观光，那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木雕。”或许他的本意是想拍董昌的马屁，言外之意也许是嘲笑吴隐之的寒酸，赞扬董昌的奢华排场。
拍在了马蹄上。
董昌大怒，“吴隐之能跟我相提并论吗？我比大禹都牛叉！”竟然当场把这位门客给肢解了。
生祠里又立有很多将吏的木像，用长钉把脚固定在地上，意思是其权力平平稳稳，数百年不颠簸。
他的所作所为，比起高骈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吕用之”们也蜂拥而来，如应智、王温等妖人、巫女。
这些人与董昌亲昵的马屁精们串通一气，通过制造各种“祥瑞”、编织各种谎言来取悦董昌，借以获得重赏。每天进献来的所谓龟鱼符印等天降祥瑞物品，日以数百计。董昌照单全收，厚赏发现者及进献者，毫不怀疑其真伪。
别人也最好不要怀疑，谁怀疑就弄死谁。
董昌向朝廷上疏，求封“越王”。“越王”是一字亲王，比董昌原有的两字郡王（陇西郡王）高一个等级。
朝廷予以驳回。
董昌满腹牢骚，向身边马屁精们抱怨道：“朝廷辜负了我！我这些年进贡给朝廷的钱财，多到无法计算，而朝廷却吝惜一个越王！”
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一个个给他起哄架秧子，“大王您还当什么越王啊？直接当皇帝得了！”
于是，百姓们成群结队地涌到董昌帅府外，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慷慨激昂，恳求董昌顺应民意，登基称帝。
董昌满心欢喜，派人到门口安抚民众情绪，“大家放心，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时机成熟，我自然会勉从众议的。”
董昌称帝是否真是“民心所向”？我们心中早有答案。
有位自号山阴老人的高人（一说是韩老太太，“巫韩媪”），献上歌谣，“欲知天子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董昌赏他百匹绢。凡是进献祥瑞的，均有厚赏。
但前来进献祥瑞的已经多到无法记录，所以赏钱也从最初的每人数十万钱逐渐缩减到五百钱、三百钱。
董昌命高人筑高坛祭天，声称得到了一卷从天而降的天书，上面的文字稀奇古怪，不可辨识，几经翻译破译，最终是“兔上金床”。
于是，董昌宣布，“我属兔，我就是兔子。而明年正好是兔年（乙卯），天书的意思很明确了，是要我兔年兔月兔日兔时，登基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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