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不和】
长安的战事陷入胶着。虽然多路藩镇围驻在长安四周，却少有实质性进展。他们中大多数人看长安的眼神不是虎视眈眈，而是含情脉脉。
当时民间最流行的一项活动是民变，军队最流行的活动是兵变。
与王重荣联兵驻扎于河中的昭义军就突发兵变，杀死节度使高浔，然后撤兵回归本镇。这位刚刚为帝国收复华州的高浔，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
昭义兵变，使得东路军势力减弱。
驻扎兴平的凤翔兵团也发生了兵变，行军司马李昌言率部放弃兴平驻地，调头回戈，围攻凤翔总部。联军总司令、凤翔节度使郑畋亲自登城，与之对话。
李昌言叛军逼郑畋交出兵权。
郑畋悲愤交加，哀叹道：“也罢。只要你们能为国家消灭黄巢反贼，也算是建功立业了。”于是把权力交给李昌言，自己则投奔到了成都。
凤翔兵变，在唐末的所有兵变中，算是最温和的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没有诛杀节度使。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最为恶劣、最可耻的。因为郑畋不仅是凤翔节度使，还是这次收复京师的联军总司令。
李昌言的凤翔兵变，不仅使西路军势力减弱，更是赶走了总司令，宣告了联军的实质性解散。
而唐僖宗念念不忘淮南还有一支生力军，他坚信，只要淮南高骈一出手，草军立刻化为齑粉。
在黄巢攻占广州之前，高骈曾拟定了一份气吞山河的围剿计划，却被朝廷否决，一怒之下，上疏大骂朝廷昏暗。
高骈虽然气急败坏，不顾君臣大体，但他的谩骂并非空穴来风。
朝廷的核心决策层确实存在争权夺利的现象，而黄巢之所以能一步步做大，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朝廷内斗。
草军兴起时，宰相卢携推荐了宋威。然而宋威的屡战屡胜却引发了宰相王铎的不满，又因王镣被俘的关系，“主战派”卢携与“主和派”王铎明争暗斗，“邓州请降案”成为斗争的小高潮。
前文详述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以王铎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王铎亲自挂帅，宋威等人被撤职，卢携也遭冷落。
等黄巢盘踞在广州，请求招安的时候，卢携看到了翻盘的机会，发起了第二回合的较量。
当时，宰相郑畋主张接受黄巢条件，理由是国力空虚，暂时无法平定贼寇。同时，郑畋指出，贼势之所以浩大，是因连年灾害，民众苦于饥荒，等到风调雨顺，饥民自然散去，草贼即可自行瓦解，那时才是征讨的最佳时机，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郑畋的主张跟当年平定“裘甫之乱”、“庞勋之乱”如出一辙，计曰釜底抽薪。
朝中大多数人是支持郑畋的。
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颇为诡异的结局：“主战派”宰相王铎赢了，“主和派”宰相郑畋也赢了。而只有卢携的处境最尴尬，成了最失意的人，在朝中的地位将一落千丈。
卢携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高招，既要瓦解主和派，又要打压主战派。于是他先拉拢前宰相、驸马爷于琮，奏言广州一带繁华富庶，支撑了全国一半财政收入，不可落入贼人之手。
之后，卢携积极舔菊田令孜，寻求朝内支持，同时极力推荐高骈。
有了田令孜的支持，就等于有了最终结果。虽然绝大多数朝臣都支持郑畋的建议，但朝廷仍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
最终决定，授予黄巢一个保安队长的职位。就跟授予齐天大圣弼马温一样。
郑畋无奈，对卢携说道：“国家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咱们三四个人的手中。草贼拥裹数十万之众，横行天下，而高骈又玩寇不前，您却将帝国命运全部赌在高骈身上。一旦高骈不如您所愿，我真不知天子圣驾该往哪儿逃啊！”
卢携很不高兴，杠精附体，与之争论起来，“开玩笑，高骈会干不过黄巢？”
说曹操曹操到。恰逢高骈的一封奏章送到，大意是说攘内必先安外，建议先稳定南诏，兑现之前的和亲承诺。
卢携当然要为高骈背书，极力建议朝廷不要再推三阻四了，既然答应了和亲，就该及时下嫁一位公主，以免南诏再兴刀兵，我们也好集中精力对付草贼。
与南诏和亲，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当初高骈在西川击退了南诏，兴建成都外城，派大和尚景仙出访南诏，答应下嫁一位公主，以换取两国和平。于是南诏不再骚扰大唐边境，而和亲的事情却一直搁置。
期间，南诏国主世隆去世，其子隆舜即位。隆舜念念不忘和亲之承诺，屡次派人前来催促。
朝中持反对观点的人居多，例如崔安潜、郑畋。崔安潜更是以“贱隶”称呼南诏国主。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有损国威。
首先，南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蛮夷番邦，版图不过是一个云南郡，娶大唐公主，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其次，本次和亲严格来讲，是没经过朝廷授权的。是一个地方节度使擅作主张，派了一个和尚，简直是瞎胡闹。
当然也有支持者，比如高骈，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再比如卢携，因为他跟高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政治利益共同体。
卢携仗着有田令孜的撑腰，极力推动与南诏的和亲，并引用高骈的奏章，连哄带吓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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