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第二次科举考试是按照全新规定执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
比起带有旧时代色彩的洪武二年第一届科举考试，洪武五年的第二届科举考试才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
因为这是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规矩来的科举考试，是罢黜儒家学术作为官方认证学术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
已经被完全掌控的明国礼部完全按照苏咏霖的要求进行考试的筹备。
这一次科举考试比起上一次科举考试的条件要好得多，没有了内外部因素的掣肘，甚至于各地考场都已经建设的七七八八，行省、州和县的三级考试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章制度。
进入中都之后所进行的会试和殿试两场考试自然也不用多说，礼部直接包圆，全权负责。
大明国新一批的人才们跃跃欲试，准备通过这场考试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背叛自己。
苏咏霖在洪武五年正月十五日召开的礼部考试会议上对这一次考试的情况做了一个基本了解。
洪武四年下半年，作为最终考试之前的选拔考试环节的县试、州试和省试已经完成，总人数超过三万的考生已经有大部分抵达了中都，等待着三月初一的会试和殿试。
而考生之中，人数最多的还是文科学子。
科举考试的改革至今不过四年，苏咏霖为了拓宽社会各个群体的上升途径，除却原有的科举科目之外，又开辟了理科、工科和法科三科的考试。
但是时间终究比较短，就算经过了对士大夫阶层的毁灭性打击，参加文科考试的士子的人数还是多余其余三科。
不过洪武二年的时候，其余三科考生加在一起还不到文科考生的百分之六十，到了洪武五年，这一数据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
可喜可贺。
但还是少，这说明社会的惯性之大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
而在理科工科和法科的考生当中，洪武二年，法科的考生明显多于理科和工科考生，几乎等同于二者相加的人数，接下来就是工科，最后是理科。
洪武二年还没有完善的分级考试制度，且三科考生的报名人数也必须要分级，所以洪武二年的考试当中，录取比例最高的就是理科考生。
当时的录取比例几乎达到了每两人就要取一人的状态。
还是只要报名参考，就能冲击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录取率。
当年的理科考生赢麻了。
这种情况是后来科举考试结果公布之后才广为人知的。
相较于文科学子挤破头一般的录取率，理科考生至少稍微有点本领的，基本上算是乱杀，纷纷被录取成为了官员，现在发展的还都挺不错，成为广大计吏群体当中的一员。
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上的大规模讨论。
以至于当场就有很多文科士子就破防了。
他们大哭大闹，口眼歪斜，最后纷纷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抛弃孔老夫子，拥抱墨子、祖冲之等理科祖师爷，抱着《九章算术》就开啃。
三年之后，这样的情况更多了，除却没什么积累和时间经验还真不行的讲究技术的工科考试，法科和理科考试的竞争力度明显增加，报考考生人数成倍增长。
以至于洪武五年的法科考试和理科考试需要按照考生籍贯在行省一级进行选拔考试以控制人数，选拔优秀者，剔除滥竽充数者，然后再来中都参加最后的考试。
饶是如此，理法工三科考试的难度也小于文科考试的难度，倒不是说题目难度，而是文科的竞争比较大。
文科考试需要进行五次考试，而法科和理科只需要三次，工科考试更是只需要两次选拔就能决定是否录取。
因此也有官员提出这样是否不太公平，是否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建议被苏咏霖否决，苏咏霖的意思是文科考生太多，如果放开了录取，会极大压缩其他三科士子的入选名额。
而朝廷需要各种专长的官员来负责朝廷的运转，不是单单靠着行政走天下的。
朝廷需要工科士子出身的大匠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理科士子出身的计吏给朝廷政策提供庞大的运算力支撑，需要法科士子出身的司法官员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朝廷并不仅仅只需要行政官员来维持运转，还需要大量掌握专业技术的技术官员参与进来。
旧科举的问题之多连封建王朝自己的官员都吐槽不已，他们当中有见识的士大夫自己都觉得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只是文章做得漂亮，连历史名人和一些基本常识是谁都不知道，政务更是完全不能上手。
他们自己都这么觉得，咱们难道还要走他们的老路？
所以在科举考试筹备会议上，苏咏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参考考生数量没有达到平衡之前，在民间对于四科取士的认知没有达到平衡之前，我们需要维持一个平衡的录取率。
等参考考生数量基本平衡了，不再认为其余三科进士不如文科进士了，那么大家就可以一起采取同样的分级考试来维持公平了，现在，这就是公平。”
苏咏霖对朝政有着极为庞大的影响力，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朝政的决断方向，哪怕他并不喜欢乾纲独断。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洪武五年的科举考试就按照文科考试五级、法科理科考试三级和工科考试两级的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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