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玉祥听到人民军要免除他的本兼各职时，他本能地准备武力抗拒。
6万人的部队已经成建制编成，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不过慑于奉系强大的武力，他决定联络阎锡山结成联盟，辅以桂系、川系等外围力量，这样不但势头显得很猛，危急时刻还可以有条退路。
阎锡山也早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
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作为校长的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
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
张汉卿轮番发动攻势，表明对冯玉祥不下台就开战的决心，并劝说赵戴文以他的影响，正告阎锡山，不要受人挑拨，破坏国家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也不要做以卵击石的无谓努力。
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戴文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
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作霖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直系、皖系，力量这么大，不都被连根拨除了？论实力，山西比得上吴佩孚？”
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
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奉系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
山西好不容易置身于各派势力之外，你这一联手，输了自然精光，无葬身之地；赢了也只会是遭遇旷日持久的战乱。晋军就这么点家底，你还想打到北京做皇帝吗？由着我们占，两省而已。这风险与投入不相称啊！
还有冯玉祥，那是著名的‘倒戈将军’。他本是直系人，阎相文之死，他脱不了关系；王占元之败，他居功至伟；吴佩孚之败，更是他一手导致的。与这样的人谋皮，我担心你会吃大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你卖了。
冯玉祥这个事，是他咎由自取，连孙先生和其它的国民军都不愿意为他撑腰，你以为这是为什么？不占个理字啊！私通苏联，这是卖国！我赵戴文一生虽然不做出什么成就来，却不想临了临了栽跟头，我也不想你栽这个跟头！”
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
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亲手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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