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后。就任即日，他即宣布大总统令，统一军政民政，建立一个完整之国家，号令南北合解。
此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已在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业已不复存在，所谓的南方已是东南军区与桂、滇、黔、川各系军阀共存之局面。为了拉拢孙逸仙，曹锟电请孙逸仙，准备以孙在内阁任总理为前提，结束纷争，双方和解似乎露出一点曙光。
可是孙逸仙并不领情。10月8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发表宣言，申讨曹锟。同日，张汉卿陪同孙逸仙赴天津致电各国外交团，并请否认曹锟为总统。
“统一军政民政”对现代皿煮国家是好事正事，但是把权力交给曹锟肯定不是奉系之愿，也绝无此理。哪有大象甘愿受蚂蚁指挥的道理？
紧接着，张汉卿在天津会晤段祺瑞，眼看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在重重压力下，曹锟指派的总理孙宝琦宣布辞职，理由是“头晕目眩，肝胃不和”，被佞人曲解为“无首不明、直系内部分化”。也由此可见各界认为奉军在军事上战胜直系有相当把握。
但是破坏旧政权易，稳定新政权难。当统一战线即将结成之际，为战后的政坛务色接班人已经在他的构思之中了。
大战，肯定还是以奉系的军队为主，所以这胜利果实，不可能让国民党得了。那种很多人所想象的打败曹锟之后让孙中山当总统、张作霖当总理的臆想太不现实，虽然双方都有相当的市场。
张汉卿不会给国民党的壮大提供舞台和机会，他宁愿启用已经边缘化的段祺瑞。
这叫未雨绸缪。
段祺瑞被直奉两军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
当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逸仙，才有段祺瑞、张作霖、孙逸仙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的互动。
其实即使曹锟不贿选，双方的仗迟早是要打的，这次只是一个契机，让三方名正言顺地正式出场。
本来孙逸仙还想以护法大元帅的名义发布政令，但为张汉卿、段祺瑞所拒绝。两人一致认为：曹锟贿选，使得民国法统名存实亡，而且因为这次贿选，使“约法”在中国沦为笑柄，护法名义已不宜再用。自然，他这个“护法大元帅”也自然流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孙氏以专注于护法名声于外，也是国民党赖以存在的基石。如果再以护法的名义参战，结果又将是一轮说不清道不明的“皿煮”胜利。
只有坚定地绕开护法的名义，反直的胜利对张汉卿才有意义，就让民初的约法随着历史的发展走进它自己的坟墓去吧！看没有国会在大义上的支持，一个蹩脚的国民党如何与人民党争夺政权。
在张汉卿对前生后世的总结，中国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来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任务。纵观历史，凡是中央虚弱的朝代，都是造成大规模动乱的时代，从无落空。在中国，由于思想、文化制度的不同，造成我们从来没有欧美那种皿煮化的土壤。
自民国以来，十几年的尝试也证明这样的皿煮在中国不得人心，这样的皿煮也几乎没有可能成功。
在民众还很愚昧的年代，在教育只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才能够玩的时代，人为地拔高皿煮的意义是一种灾难。只有在中国人民党的领导下，实行有条件的皿煮，即皿煮集中制才是正解。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在尝试，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功统一了摇摇欲坠的沙俄，世界各地的人民发现一个集权的制度可以办很多大事，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涌动。
在意大利，1922年的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
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尚是政治屌丝的希特勒。次年他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却被送上了监狱。
不管德、意后来选择的道路是如何的反人类，但在当时，他们的做法是饱受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解放国家的希望。像中国，开始由学习日本英国向学习德国演变，深刻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它的根因，而能够在短期内强大国家是它最吸引人的部分。
人民党走的也是这条路，但是它不会逆历史潮流而行，而且在政治上会做许多改良。以党的领导下的三权分立为原则不变化、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方针不变化、以党内的皿煮集中制为执政基础的思路不变化。用这样的方式，完全盖过所谓的皿煮。
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逸仙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
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以范熙壬为首的一百多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们来到天津，组建流动国会。因人数不足，合参、众两院为国会非常会议，他们议定，由从各省议员中选出的行政委员轮流充任主席。范熙壬被共选为主席，面见孙逸仙、张汉卿、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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