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作霖离京返奉，孙烈臣总督关内奉系军政，驻节天津。在张汉卿建议下调任郭松龄为关内奉军总参谋长，按照西北人民军模式全权负责关内奉军整编、训练事宜。虽然人民军发展迅速，但是奉军仍为他的根本，两只军队最终是要合并的，就从现在开始缓缓进行吧。
孙烈臣和他亲若一家，先从他的军队开始改造，一是以孙烈臣的影响力，反弹最小，二是自己就在近边，容易获得就近支持。
改编军队已经有成熟的经验了，郭松龄的能力是让人放心的。
也因为有了他，自己有机会脱身，利用少帅的身份，频繁接触北方的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的财政政策并招商引资。
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
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
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资本小则很难形成规模，也很难在重大工业方面有突破或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导致十四年抗战，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又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不是还有大量黄金没用吗？只要把黄金在国际市场上这么一兑，钱不就来了吗？主要考虑这笔钱来之“不义”，就像盗了银行的连号钞票一样，必须化整为零，一点一点消耗掉。虽然奉系政|府也是这么干的，毕竟缓不济急。
张汉卿劫来的黄金，运来沈阳后的300吨已经所剩无几了：100吨做为货币发行储备，扩大沈阳兵工厂用去5吨，建设六条铁路预留30吨，举办铁矿、煤矿等实业陆续投资用去70多吨，公路、水利建设用去30多吨，拖拉机厂用去3吨，配套工厂用去5吨。在关内兴建天津汽车厂用去20吨，新建的唐山机床厂用去5吨。这些都变为东北实业银行或交通银行的股份，握在自己手里。剩下的部分，已经作为建设大学和普及义务教育的预留资金了。
而且即使有巨额黄金在手，但对于发展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靠奉系一家支撑起工业化之路却是行不通的。想在短期内形成巨大变化，非得各界齐心协力不可。张汉卿所能做的，就是用巨资引导行业的发展，并担当起稳定金融的擎天柱作用。
所以，当刘尚清来到关内，几位奉系金融高手便在天津发行起价值5亿元的工业债券，预计年息百分之六，由梁士诒、朱启钤、熊希龄、张汉卿等作为认购发起人，声势相当浩大。
梁士诒和朱启钤两位旧交通系首脑，一为精神领袖，一为实力派，都向奉系靠拢，朱启钤还屈尊担任奉系主导下的秦皇岛市长，让人大跌眼镜。加上民国政坛备受尊重的熊希龄也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风向。
正如张汉卿在认购前宣传大会上所讲得那样：“（本次认购）就是要募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力量建成几个有一定竞争力、能给国家工业带来蓬勃生机的企业，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强不息、迅速发展的道路。我们劲往一块使，心向一个方向，人多力量大，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绝不是一盘散沙，我们也一定会强大！”
奉系所在的联省自治政|府（因为地域的扩大，原先的东北自治政|府早已被取代）作为担保，承担了此次债券发行的所可能剩下的全部金额。其实此次也只是一次试水，奉系完全有能力全部承担此次认购，它只是要让中国的民间资本、特别是民族资本家看到经营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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