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还是有所准备的，他神秘地凑到冯德麟耳边，轻轻说：“大帅，张作霖信任儿子，放任他在奉天胡搞，很多奉系高层都看不惯。而且他的什么奉天改革和土改，已经伤及到很多人的好处，特别是那个汤玉麟旅长，已经明里暗里反对了。只要我们暗里拉拢，不怕这小子不反水。到时候二十七师内讧，我看那个张大帅如何收场！”
冯德麟立刻说：“这事你马上去办，缺钱跟我谈。妈了个巴子的，定要给姓张的添点堵！”他现在对老小张都是讨厌到极点，只要有机会，他绝不会放过打击他们的可能。
唉，老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倒也算了，为什么小张那小子那么能耐、事事也那么顺利呢？
这个时候，离苏俄国发动“十月革命”还有小一年，至于苏俄后来的影响到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模式还仅仅停留在某些先驱们的灵感中时，张汉卿已经创世纪性地完成他的第一步，土地改革卓有成效了，该开始向第二步迈进了，这步叫做“包产到户”。
走这一步也是应有之义：张氏父子特别是张汉卿在新民的土改，让贫苦百姓分得了土地。但是农民能不能经营好他们的土地除了需要政|府的引导外，还需要把他们发自内心的主人翁责任感，也需要他们发挥出智慧。
封建社会以来，土地兼并现象在每朝每代都在进行。虽然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或者农民起义之后社会总体能够实现土地“均分”，但若干年之后，仍然会发生地主和贫民的分化。这里当然不乏政策的问题，但是凭心而论，地主要比贫民更有经营土地的“头脑”是不争的事实。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失地农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因为他们可以进城务工。特别到后来，城镇化比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不行。
东北不行。
奉天不行。
新民也不行。
一是工业化的程度很低，目前还没有产生出一些能够容纳大量工人就业的工厂，对绝大多数劳动力来说，务农还是首选。
二是历史经验证明，经营农村、扶持农业、稳定农民还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作为试点的新民县只是实现了破，还没有做到立。用行政手段分田划地相对容易些，但要让奉天的上层看到农民们涣发出的务农热情才是要务。在这件事情上，“包产到户”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
担心被天上掉馅饼砸中的得地农民不珍惜这份财富，将来又走上卖地乞讨或沦为雇工的下场，张汉卿于法令中明文禁止耕地买卖，并宣称一切土地归于政|府，归于集体。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作为张氏父子的重要智囊，刘尚清、莫德惠等人对于太子张汉卿的此类改革抱有十分强烈的关注，也给予不少建议。对于“新民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发展局面，很多人只停留在纸上和理想中。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念的刘尚清等奉系财经界人士，也认为在民间财力还不足的时候，由国家引导工业的发展，要远比私人更有力度，这也是他赞成并欣赏张汉卿成立招商局、并以此为纽带拉动四方投资的原因之一。
按照这种发展顺序，以此类推，他们的观点是：既然无地的农民靠政|府才分得土地，实行国有化可能更能促进农业的发展。那么，是不是该搞个类似农业集体化性质的东西呢？
张汉卿及时地说“不”。
现阶段，农民的素质比之后来“大跃进”时代人的积极性差之甚远，多年以来形成的农民的劣根性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吃大锅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张汉卿的本意可不是完全为了养活农民，作慈善不能改变中国孱弱的现状。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土地，赚取相当的报酬，作为刺激工业的基础。因此，要从中拿钱，而不是贴钱，才是现阶段的最重要目的。
仅仅一个“新民土改”已经够让奉天躁动的了，新民百姓为此能够吃饱饭，达到孙逸仙所描绘的“三皿煮义”中最简单的民生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年代已经够牛X的了，不需要再在这个上面玩大的，张汉卿的事情还多的很呢。
要知道从土改委员会行政处的信息，新民县摸底有约105万亩可开垦的耕地，简单按照十抽一的比例，按照一亩地每季200斤的收成，单单政|府即可获得两千万斤的粮食，就是考虑到每年只一季，按七成成色就有一千四百万斤纯粮。何况还有一些不止十抽一的较高税率呢。
历史上1920年前，大米平均每石6元，按178斤/石计算，合3.4分/斤，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年份差异，以4分/斤计算是比较合理的。换算成银元那可是相当于96万大洋的收入！根据新民县预估的秋粮收成结果，如果奉天每个县都按这样的做法，张作霖只怕睡梦中也能笑醒吧？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提法：资本主义在此一阶段远未达到《资本论》所宣称的腐朽甚至灭亡的时间，不但如此，后史上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在经过多少年的农业集体化后重新认识到这样做的弊端，然后重回包产到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上来。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走弯路？为什么不把更先进的、被证明是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的“包产到户”拿出来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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