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红山围猎场，户部尚书夏元吉用委婉的方式进言，朱高煦是听明白了的。朱高煦对这种劝诫、并不感到陌生。每月的经筵上，不乏官员通过圣人之言、史实进行规劝。
朱高煦在柔仪殿的书架之间踱着步子，沉下心，再次回忆着夏元吉的话。
他不得不承认，从某个角度看，夏元吉的主张有一定道理。朝廷好不容易才将绝大多数庶民、约束在土地上劳作，不惜通过“教化”等思想控制手段，以维持统|治秩序；新政如果没有成功，恐怕反而会造成始料未及的副作用。
夏元吉的政见里，还认为游牧文明的威胁、才是大明这种农耕国家的天然大患。如果眼光局限于两千年以来的经验，这种见解也没有问题。
人的观念是最难改变的。许多大臣或许并不是想“与皇帝过不去”，他们确实相信其主张正确。
最严重的问题是，朱高煦猜测就算齐泰、高贤宁、胡濙等支持新政的大臣，也难免认为夏元吉的说法有道理。有夏元吉那种观念的，显然不止他一个人。
朱高煦之所以“刚愎自用”，相信自己的判断；还是因为他不属于这个“圆圈”里的人，而确实见识过真实的更领先一步的世面。否则、如果他的前方全是不可预测的迷雾，他估计也会怀疑自己的见解。
就好像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之前，中世纪的欧洲人相信大西洋的深处是地狱，没有人敢于义无反顾地、向着未知的远方航行。
朱高煦也意识到，即便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天子，想要靠一己之力推动这条大船前进，也是十分艰难，经不起太多挫折。
满怀畏惧未知的世人，挫折只会让他们更加相信，这条航道的方向错了！
就在这时，大殿门内进来了个色目人，他是宦官孟骥。孟骥有点惴惴不安地弯腰道：“皇爷，您派人召见了奴婢？”
孟骥不是一个得宠的宦官，他是朱棣留下的人。他显然对今天的召见，感到十分意外。
朱高煦点头道：“你过来说话。”
“是，皇爷。”孟骥小步走上前，躬身侍立在地上。
朱高煦转过身问道：“上次你说、柳升为啥要娶那个安南妇人阮氏？你谈得不太详细，朕也有些记不太清楚了。你再细说一遍。”
孟骥慎重地想了一会儿，便抱拳用流利的官话说道：“回皇爷，阮氏之前的夫君是阮荐，乃陈季扩麾下的兵部侍郎。安远侯攻占清化时，捉住了阮荐的家眷，却给放了。那阮氏怀恩，在演州得知了黎利和阮荐的阴谋，遂冒险前去告密。这下阮氏背叛了夫君，没法回去了，安远侯便许诺要娶她为妻。”
“甚么阴谋？”朱高煦问道。
孟骥道：“大概是演州北边有道桥，乃大明官军必经之路。黎利的人马先多次诈败，引诱安远侯率部急渡桥，然后烧掉桥梁、切断安远侯前军与后方援军，叛军便伏兵骤出，群起而攻之。”
朱高煦听罢说道：“你记得挺清楚哩。”
孟骥忙高兴地说道：“奴婢在安南国停留了一个多月，把好些事儿都打探得明白了。”
朱高煦忽然沉声问道：“若无阮氏告密，柳升会中计吗？”
孟骥一脸为难道：“奴婢不知。”
朱高煦看了他一眼：“不知道就算了。今天咱们的谈话过程，就当没有发生过，明白吗？”
孟骥立刻瞪眼道：“皇爷放心，就算奴婢被严刑拷打，也绝不说出半个字。”
朱高煦道：“谁会严刑拷打你？”
“是是。”孟骥道。
大将们很要面子，多半不会承认自己技不如人。朱高煦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自己心里有数、又不表现出对谁的能力不信任。
就像淇国公邱福，朱高煦觉得他的能耐一般；但邱福身为靖难功臣元老、高居国公之爵，不能在战场上屈居人下，所以相当难用。而朱高煦不能说，淇国公带兵不行，便只能找借口。
朱高煦又寻思这个柳升。如果嫁过人的安南妇人阮氏告密、只是多此一举，柳升一个侯爵，为何非要明媒正娶阮氏？
柳升打仗中规中矩，治军和排兵布阵都合格，所以在“湖广大战”时，位于伐罪军左翼表现不错。他思想开明、重视火器，北征期间以逸待劳，用火器击破蒙古军进攻，也让朱高煦很是满意。但是此人隐约不够老练，若是摆开了决战没甚么问题，但是应对复杂情况时、似乎还有某些弱点。
朱高煦最看重的统帅，是盛庸和瞿能。特别是盛庸，经验丰富、大局眼光不错。“靖难之役”时建文军一败涂地精锐尽丧，盛庸接掌兵权时只剩下一些乡勇和残兵，还能固守山东，威胁靖难军的侧翼。“伐罪之役”时独当一面，经常面临困境，也是毫无破绽。
这是一个在任何不利情况下、都能找到章法的良将。当年朱高煦的大舅徐辉祖，最看重的统帅也是那时地位不高的盛庸，徐辉祖还是有些眼光的。
而盛庸如果有平安的骑兵协作，那更是如虎添翼。只要朝廷不胡乱施压，朱高煦觉得自己亲自统兵、也不一定打得过这俩人统率的军队。
寻常时候朝廷发兵，统帅是由识人的大臣举荐大将。但是朱高煦不用举荐，他自己就是统兵的人，很了解手里的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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