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语锵锵有声，迅速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众官儿先是没有回过神来，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的官儿，早已是一脸的欢喜。
市舶司始于唐，盛于宋，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节度使兼任，自大唐从中获取了好处后，后来的朝廷就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制度日益完善，即便是鞑子王朝，也在攻取浙﹑闽等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经过裁并﹐在庆元﹑泉州﹑广州三处港口设置。
只不过是，元代的市舶司初建时﹐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严重影响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订了“整治市舶司勾当”的法则二十二条。延佑元年﹐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二十二条。这两个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增加更多的收入。
元代的市舶法则比宋代更为严密﹐说明封建国家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但是﹐贵族官僚常常带头破坏规定﹐使它流于空文，但在制度上更加完善，据庆元市舶司的资料﹐细色一百三十余种﹐粗色约九十种﹐共两百二十余种﹐主要是香料﹑药材﹑布匹﹑宝物等。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获取利益不少，算是元朝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明朝取代元代后，最初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朝廷派人管理具体事务，主要职责是根据商人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出海许可证，上船点检，防止夹带朝廷禁止出口的物品和逃犯，“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同赋。
可以说，开市舶司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百姓，如此一来，朝廷与各国打交道的就不是朝廷了，而是市舶司了，各国商人来了，按照规矩，自行买卖货物，你的货物多差，价格多高，朝廷可以不必理会，但收税是一点都不能少，这样就有点前世自由市场的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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