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那人颇有些文理不通，似乎是个蒙古人。他说，他们奉博罗丞相之命，将押解至大都的文丞相“好好待者”，但对方毫不领情，几日不寝不食。宋廷降臣留梦炎——就是那个临阵逃跑的“茅坑宰相”——去劝降，“被其唾骂”。第二天，投降的小皇帝赵显被派去劝说。文天祥朝皇帝跪拜，却对他的劝降之言不予理睬，说什么“民贵君轻”，小皇帝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讪讪离去。平章政事阿合马第三个出马，见面即要求文天祥下跪，文天祥不从，两人当即开始舌战。阿合马辩他不过，拂袖而去，劝降之事不了了之。信中最后说，他们“左右奈何不得”，请求张弘范“另出别策”。
张弘范似乎立刻就回信了，因为三天之后，同一个人又写来了一个条子，称“俱已办妥”，夹在第一封信中间。
第二封信，是十一月初从兵马司寄来的。写信的人说，他们按照张弘范的指示，撤去文天祥的好茶好饭，直接将他戴上重枷，押去兵马司土牢，和小偷、强盗、杀人犯、以及成群的老鼠关在一起。但文天祥似乎安然自得，只是日渐消瘦，每日画炉灰赋诗自娱。信中最后说，条件有些过于艰苦，文天祥撑了这一个月，终于病倒了，请示张弘范，能不能除掉他头颈上的重枷，只保留手足间的铁链，并且让他每天出门晒一会儿太阳。
奉书拼命忍住呜咽，泪水一滴滴落到信纸上，晕染开来。她不忍心再读下去，可是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捻开纸张，翻到了第三封信。
那是从枢密院寄来的。信中说，依张弘范之命，除去了文天祥的重枷，还给他提供了纸笔，让他闲时赋诗遣怀。其中一首诗流传到了狱外，翻译成蒙古话，被丞相博罗读到了。博罗十分不快，下令召见文天祥。写信的那人似乎身份低微，没有描述召见的具体过程，只是说，两人的见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帐外的人时时能听到博罗的怒吼。最后博罗大发雷霆，下令将文天祥押回土牢，似有杀他之意。
这封信背面，写着几行潦草的字迹，出自张弘范之手。那是一串人名，有王积翁、真金太子、邓光荐、文璧、汪元量，还有一些奉书不认识的蒙古人名字。有些人的名字被划掉了，有些则是后来用另一支笔添上的。当她看到二叔的名字时，心里面咯噔一下。
但她马上就明白了张弘范写这些人名的用意。第四封信的寄件人不详，信上说，已经按照张弘范开列的名单，请求这些人从中斡旋说情，终于使博罗打消了杀文天祥的念头。
奉书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第五封信是张弘范亲笔所写，只写了一半，似乎还没来得及寄出。那是一道命令。张弘范令手下去寻访文天祥的夫人和女儿，访到了，就令她们给文天祥写信，劝他投降新朝。张弘范还暗示说，若是她们不愿意写劝降信，可以小小地施加一点威胁。
奉书只觉得脊背发冷，蓦地转过身去，怒视着张弘范。张弘范坦然回望着她。
她抓起那一叠信纸，一步步走回张弘范身边，问道：“他在兵马司牢里？”
张弘范略略闭上眼睛，“兵马司的守卫，有一多半都是我的征宋旧部，战功赫赫。”
似乎是答非所问。但他话中的暗示很明显，劫狱救人的事，她想都别想。
奉书又悲又怒，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把将小刀抵在他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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