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郑。
虽然是休沐日，韩王然却没有闲下来，而是召集了心腹大臣们商讨时局。今年是韩王然登基后的第五年，新法的实施也进入到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按照对官员三年一小审，五年一大比的制度，许多官员是今年年末是升职还是降职，将参考他们的政绩得出最终的结论。
所谓的政绩不外乎人口增长了多少，赋税缴纳的是否及时，犯罪率多少，书院、水泥道路的修建工作是否达到了指标。那些想要争先的自然要保住稳定的局面，那些落后的则是想着法子求上面的支援，要是年终的考核自己落了下风，不仅丢了面子，还会被被降职录用甚至调到一个清水衙门。
这样的激励制度赏罚分明，按照当初的指标，谁该受多少赏，谁该受多少罚所有的人都是一清二楚。尝到了新法的甜头、适应了新法的官员自然兢兢业业，对那些没有背景的官员来说，尤其如此。以前人浮于事，出力了却不讨好，只要搞好和上级的关系，不愁保不住屁股下的位置。现在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来新郑，僧多粥少，不少人可巴不得有些官员犯错，好腾出位置。
丞相张平对新法的感受最深，先王时的朝堂暮气沉沉，大臣们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当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秦军来犯，尚未进入韩境，就有大臣们建议割地求饶，今日割一城，明日割两城，但求一夕之安，秦军复至而复割城。反正割的不是自己的封邑，损害的不是自己的利益，那些主和派自是毫不心疼。哪像现在，秦军来也好，赵军来也罢，朝堂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出兵，迎头痛击之。
军功和爵位一旦挂钩，和切切实实的利益----土地、财帛挂钩，产生的效果远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明以礼，教以义，士卒们知晓他们是为何而战。为自由，为正义，为国家，这些不好理解。那就告诉他们，他们是为身后的家人，为自己的家庭，为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而尊严地活着，为了手中的田地不为外敌所夺，为了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不被敌人称呼为懦夫，这些理由就足够了。
“诸位爱卿，眼下我韩国和魏、齐两国的连横已经让秦、赵心生忌惮，此次封陵之战即是明证。这次因为秦王病重，秦国不得已从河东退兵，但下次我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秦国一旦在河东站稳脚跟，我们作为魏国的盟国，就将被迫陷入和秦国的长期冲突之中。即使秦国不经略河东，赵国在太原和河西也给魏国以很大的压力，我们怕也是抽身乏术。”韩王然出口道。
韩王然所说的正是韩国目前的困局，自从选择和魏国连横后，韩国就相当于退出了和秦、赵交锋的第一线。武关如函谷关一般是坚城，汉中又固若金汤，秦军在尝试了几次后就很快意识到，瓦解韩、魏、齐三国连横的最好突破口就是河东。
河东对魏国来说是一块飞地，却又是四战之地。内史、河西、太原、韩之上党、三川将河东包围在内，秦、赵两国可从西、北两个方向进攻，韩国可从东、南两个方向支援。秦、赵只要作势大举进攻，魏国就要人心惶惶，向韩国求援。这样的戏码多来上几次，韩军就会疲于奔命，力有不殆。最坏的结局就是魏国心生畏惧之心，不敢迎战，甚至主动放弃河东之地。
试想一下，秦、赵两国时不时进犯一下河东，每次斩杀千余人万余人即后撤，不给韩、魏联军主力交手的机会，河东对魏国来说，就会成为鸡肋一般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魏军要么在边境屯驻大军，要么就是收缩兵力防守安邑周围，至于边境的城邑，权且当作和秦、赵的缓冲地好了。
对韩国来说，最怕的就是魏国的倒戈。所以，哪怕是为了坚定魏国守卫河东之决心，韩国也要次次在秦赵大举来犯之时大力援助河东。否则，失去魏国就是早晚的事情。
太尉暴鸢这次放走了秦、赵大军，对此深有体会，说道：“王上！臣在归来时听闻开春后，秦军要在河水之上操练舟师。若是舟师练城，风陵渡怕是再无安宁之日了。”
众人顿时一片哗然。秦军这次让天下知晓了河道结冰后也可以渡河进攻对岸，若是秦军再训练成一支能征善战的舟师，哪怕河水没有结冰，秦军也可以游刃有余地向河东投放兵力。虽然风陵渡附近的河段适合停泊的地方不多，水流也湍急，但秦军做出这个姿态，足以让魏军忧心忡忡的了。
待众人消化完这个事实，暴鸢继续不疾不徐地说道：“对魏国来说，河东就是他们的命门。现在秦、赵就在一侧，魏国弱小不堪，不能与之敌，全赖我国支援。即使我国每每增援及时，不过是解燃眉之急罢了。想要拉拢住魏国不为秦赵所用，臣以为当行釜底抽薪之计。”
韩王然眉头一紧，这个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河东太过突出，尤其是西南一隅，实在是利于进攻而不利于防守，没有五万大军怕是难以保全这一片的安宁。魏国自然不会把这么多的兵力投入到这一块狭小的没有转圜的区域。矛盾就来了，韩国不想授人以柄，魏国也不想，却在这么做。韩国想要改变这个窘境的话，只能是彻底分散秦赵两国的注意力，这就需要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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