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豹心中不由一震：“日本天主教徒造反？”
由不得郑芝豹不吃惊。福建郑家以海上贸易起家，郑芝龙当上福建总兵后，靠着朝廷的发放的军饷，也难以养活福建省近5万的水陆官兵。
实际上，郑家招安其实等于变成“官商”，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军阀藩镇。
古代随便什么赚钱的生意，都必须要找官员权贵为靠山，哪怕一个杀猪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做，因为杀猪赚的利润比佃农多几十倍，凭什么你一个没有靠山的人，赚这笔钱？
做赚大钱的生意，最低档次是获得官身的地主，虽没有实权但至少是官了，就方面做生意。像郑芝龙做的生意每年利润数百万，谁不眼馋？
而郑家若仅是海盗的话，内地官府堵绝你进货渠道，那么在海外再交游广阔，也赚不到这笔钱。所以，郑芝龙几乎是冒者被朝廷杀掉的危险，咬牙投靠了朝廷。而海盗投靠官府，在明朝是高风险的事情。
明朝中期，亚洲最大的海盗首领，“海贼王”的原型人物汪直，也是制造种种机会，希望朝廷能招安他，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汪直运气不好，自己冒险上岸，与朝廷官员谈判，却兵部尚书胡宗宪，直接将之砍头。
郑芝龙有勇气去接受招安，可是冒着被杀的风险，甚至很多的海盗们皆不看好郑芝龙的结局。但是，郑芝龙运气不错，招安的大臣是熊文灿，熊文灿对于招安的海盗、贼寇一向讲信用，宽容处理，所以被他招安的一般都能有个出身和富贵。
当然，明末招安专家熊文灿一生成也是因为招安郑芝龙等等南方的海盗。败则是招安北方流寇张献忠，后来却被张献忠反噬杀死。
这里面，说明了流寇和海盗们的诉求和心理不一样。流寇是没有没有见识，盲目破坏的破产农民。而海盗们，则是游历各国，见识丰富，海上的风险，让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有后世的结论——海盗是资产阶级，革命性不强、妥协性很强。流寇们是无产阶级，破罐子破摔，不怕秩序混乱。
郑芝龙的本钱，比之北方的流寇自是强大十倍。但是，跟郑家混的海盗，追求的是钱财地位，招安更好赚钱，才是海盗的追求。如果郑芝龙招安后又造反，内部很多海盗也不答应。而张献忠等等流寇，造反的时候，四处抢劫富户，日子混的很滋润，招安后靠着朝廷时断时续的微薄饷银，谁能受得了，自然是重新做回流寇去到处抢劫了。
对于大明而言，海贸生意最大的市场，主要的日本的市场。日本底层民生艰苦，但是统治阶层的税收不菲，加上金山、银山、铜山之类的矿藏，日本的贵族们消费能力不逊色于大明的哪些士大夫们。
郑芝龙为首的大明南方海商，七成的贸易利润来自于日本市场。
而崇祯年间，由于欧洲成处于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进口大明商品减少。欧洲市场的萎缩，使得日本市场的重要性有提升了几个档次。大明向日本出口产品，至少养活了300万人的产业工人，在这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17世纪的全世界的产业工人，加起来也不过是千万人。如果日本出现像欧洲那么旷日持久的战争，那对于大明出口业为主的海商和港口城市，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肖图白点头问道：“这一点是肯定的，锦衣卫已经侦破，日本天主教徒，推出天草四郎为首领。并且，日本已经传言，天草四郎是日本的救世主，是上帝的儿子！由天草四郎发动起义，一定能建立人间天国云云。”
锦衣卫的消息渠道，遍布大明和周边地区。而锦衣卫经过肖图白改组后，由明转暗，外人更加难以揣测锦衣卫的情报网络的庞大。
而肖图白，一些“预测”，也经常借助锦衣卫秘密消息为借口，告诉别人。而被告知消息来源者，也没有办法去证实真伪。
郑芝豹沉思道：“若是消息确凿，并且国师大人想要在日本乱局中火中取栗！莽二建议，一定要站在德川幕府一边！”
肖图白问道：“理由呢？”
郑芝豹说道：“日本原本就经过了数百年的战乱，民心思定。加上，日本是传统的儒家、神道教、佛教信仰为主的国家。信天主教的人，本来就不多。若是天主教发动起义，即使能够在一个地区成功，也难以扩散至日本全国。其他非信仰天主教的日本人，是信教者二十倍！他们不会支持举着天主教旗号的起义，甚至会帮助幕府镇压这次起义起义！”
肖图白问道：“若有外来势力支持天主教起义呢？”
日本天主教的传播，本身就有殖民者的参与。最早日本的天主教势力，是葡萄牙传教士，大力推广的成果。
而后来，西班牙吞并葡萄牙，西班牙人同样热衷于传播教义。因此，不断派遣传教士，潜入日本传教。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后，西班牙人开始以马尼拉殖民据点培训日本裔传教士，派回日本秘密传教，这样传教的隐秘性更强。
后来，幕府发布命令——旅居海外的日本人，永久禁止返回日本。原因，就是担心这些海外的日本人，秘密的信仰了天主教，回来传播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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