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陆海说：“晓哥不用提醒，哥们不会伤和气的。”
他们在讨论这些时，我有一会儿走神了，那时我正拿着慕容卫东的一封回信发呆，他在信中谢绝我假期去他店里打工的要求，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他。
我在大学期间，一直与慕容卫东保持着通信联系，他的信，我装订了厚厚的一叠，这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创业史。
我在将入大学的时候，慕容卫东办了一个营业执照，开始了他的个体老板生涯。
他的创业史，我通过一封封信，差不多是同步地了解了。
最初，慕容是在花园街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那里原来有一个街心花园，后来被服装摊位环绕了，成为该市一个有名的服装小市场。
慕容卫东的创业就是从这里起步。
慕容卫东，这时已经改名——严格说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慕容鸿卿。据说名字能影响到事业，他的一个据说是懂点风水测字之类的朋友给他一个建议，一下就说到他心坎之上，他其实早就想改名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在信中这么说，“人得应时而动，五十年代反右的那些人，六十年代造反的那些人，七十年代反潮流的那些人，都是在生存竞赛中反应比较快的人，都是踩到了时代的节律上的人，而往后看这几年，可能该轮着先做生意的这些人来弄弄潮头了。”
我有些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中国从**中出来，追赶世界，首先得追科学，追知识，追文化——事实上，这似乎就是八十年代初社会的主旋律。我在信中告诉他——“你都不知道，一个大学中会有多少诗人和诗社，一个诗人能得到多少少女的芳心。”
“可是上层建筑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他信中说。
“我心中的经济基础，就是工业啊农业啊，地里长出来的，手中做出来的，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你做生意又创造了什么价值呢……”我写信与他争辩。
“小农意识！”他按以往年代的争辩方式，先给我扣上一顶帽子。
我们几乎每封信都要争论，没完没了。
慕容鸿卿的生意，起步还是很艰辛的，他的服装都是南下从广州进货，最开始时，他请一个牛高马大的苦力，两个人一起，用最为原始的肩扛手提，将服装拿回来。他甚至连行李托运费都省下来，两个人左右各提着两个几乎是齐肩高的麻袋，里面满满的都是衣服，还得与铁路巡警捉迷藏，提着两只**袋飞窜，那功夫，赶得上电影《少林寺》中提水练功的和尚们。
每次虽然只进这么四大袋衣服，钱可并不少挣。改革开放伊始，这个内陆城市在生活消费上盯紧了沿海城市，赶潮跟风的劲头十足，对时尚表现出特殊的慷慨，所以慕容鸿卿所赚的可谓暴利，很快，他就掘得了第一桶金。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去进货也越来越频繁。
慕容在生意上的精明很快就显现出来，他的进的衣服样式，常常就是本市当年最流行的样式，那些没有进到流行样式的同行，首先就败在进货环节败给了他。渐渐别人就看着他的样式进货，但这样亦步亦趋，总是比他慢了半拍，而且有时明明是看着他的货进的，销量却总不如他，比如某种裤装，式样也是他那样，颜色也是他那样，他进的斜纹，别人进的直纹，结果又败下来。有同行便想与他一起去进货，情愿包下来去的食宿车费一应费用，还另付谢金，但他就是不肯。
我回信问：“那些人也是你的朋友了，为什么不帮帮他们？”
他回信说：“我能帮他们啊，他们若一时缺钱用，我无偿地借给他们，哪怕送给他们都行，我是宁可授人以鱼，也不授人以渔，生意场上，你把别人抬上去，就是把自己扯下来！”
我发现慕容在慢慢发生变化，或者说，在慢慢恢复他曾经失去的本来面目，我写信对他说：“你这资本家的后代，阶级本性真是不可改变！”
他回信说：“天之骄子，你在象牙塔里无忧无虑，等你以后踏入生活，你会明白的。”
我还真没觉得自己算得什么“天之骄子”，我也一直是苦着过来的，不过，现在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的年龄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浪漫主义确实主导了我的生活，这不奇怪。我组织了一个诗社，每周都会与社员们去公园或者郊外赛诗，出油印的社刊。那时候，只要有女生向你索求一首诗，基本上表示她想做你的女朋友。
慕容的眼光也许是天生的，但他的勤奋在同行中也是特出的。他买了一辆雅马哈100摩托车——这相当于现在拥有一台大奔，间天都要去兴华路溜一溜，去偷师学艺。
兴华路是本市最繁华的路段，商铺云集，本市最高档的服装商店全在这里。按慕容的说法，“本市召开个体协会时，兴华路的老板坐第一排，花园街的摊主坐第二排，第三排以后，就是火车站一带的散兵游勇了。如果在外地进货时相遇，你可以看到，在饭店里，火车站的游鱼子上十人聚一桌，花园街的摊主们五六人开一桌，兴华路的老板，那是独自一人吃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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