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
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至于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
到了大唐开过以后，高祖皇帝李渊第一次在太极殿招待突厥使臣的时候，开场音乐依然用的是《鹿鸣》、《四杜》、《皇皇者华》，直到太宗皇帝北伐突厥，擒获颉利之后，再举行国宴的时候，就改成了《秦王破阵乐》。
太宗皇帝作出的改变，其目的不难理解，无非是为了彰显武功，炫耀国威，不过太宗皇帝改的，杜睿这个做臣子的却是不能对国宴的礼仪制度擅自更改的，不然这里面可就要涉及到僭越的问题了。
杜睿前世看《宋史》的时候，曾见识过所谓的春秋大宴，虽说是皇帝掏腰包，请大臣们吃饭，可那与其说是享受，倒不如说是受罪。
参加宴会的官员首先要向相东西而立，站得腰酸背痛，等待皇帝的到来。待皇帝坐好后，才由射人，也就是亲近皇帝的属官，分引群官横行北向，向皇帝磕头致颂词，再磕无数个头后才就座，接着皇帝举5次酒，官员们要站起5次，拜5次，方才能够吃喝。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皇帝再举酒，并殿中监、少监进。群臣俱立席后，乐作，饮讫，赞各就坐。复行群臣酒，饮讫。
皇帝三举酒，皆如第一之仪。尚食典奉御进食，太官设群臣食，乐作。赐祗应臣僚酒食，赞谢拜讫，复位。皇帝四举酒，并典御进酒。乐工致语，群官皆立席后，致语讫，赞百官再拜，就坐，乐作。皇帝五举酒，乐工奏乐，庭下舞队致词，乐作，舞队出。
东上阁门奏再坐时刻。俟放队讫，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
内侍进御茶床，皇帝举酒，殿上奏乐，庭下作乐。皇帝再举酒，殿上奏乐，庭下舞队前致语，乐作，出。
皇帝三举酒、四举酒皆如上仪。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再拜舞蹈，又再拜讫，分班出。阁门官侧奏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
集英殿饮福大宴仪，初，大礼毕，皇帝逐顿饮福，余酒封进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赐预坐臣僚饮福酒各一盏，群臣饮讫，宣劝，各兴，立席后，赞再拜谢讫，复坐饮，并如春秋大宴之仪。
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阁门修立集英殿大宴仪注。
程序虽然繁琐，折磨人，不过总的说起来朝廷还是比较节俭的，但是，贪官却有奢侈无度的，例如宋朝的奸相蔡京。一次宴请部下，单是制作蟹黄馒头一味，就耗费一千三百余缗。
蔡京还有一次招待客人，酒后高兴，就吩咐拿出十饼江西官员贿赂的咸豉，客人发现都是用黄雀胗做的。这样的咸豉，蔡家当时还有八十多饼。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家饮食的奢侈糜费，有个人在京城买了一个女人做妾，这女人自称是蔡京家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推辞说不会。主人质问她，既然做过蔡太师家厨娘，岂有不会做包子之理。这女人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细葱丝的人。”由此可见，水浒英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缘故的。
回归正题，国宴虽然遵照礼制，倡导节俭，但是应有的规模，礼仪，却是空前浩大的，这些事自然有礼部和鸿胪寺，宗正府的人去料理，倒也不用杜睿烦心，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杜睿虽然博古通今，但总归比不上那些专业人才。
这次国宴，宴请的可不单单是拜占庭和伊斯兰王国的来使，那些依附于大唐的异族也纷纷派遣使臣，前来朝贺，室韦，回纥，党项，突厥都有人来，还有那些在历次的灭国之战中被俘获的亡国之主，也都要出席。
如此说来，此次国宴，参加的人，有小半和杜睿都是有仇的，这些国君可都是被杜睿从他们的老窝请到了长安城，至于他们的国家，也早就成了大唐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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